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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版 2021年6月4日 星期 放大 缩小 默认
引领农民谋解放
——聚焦土地革命根本问题
本报记者 吕立勤 梁剑箫

1930年,随着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土地革命广泛地开展起来。这一年的5月和10月,为了加深对中国社会经济状况的了解,尤其是富农问题以及当时的商业情况,毛泽东在江西寻乌和兴国地区,深入调查研究了当地农民生活的基本情况、阶级关系及土地革命的状态,获得了大量的一手材料,撰写了著名的《寻乌调查》和《兴国调查》。

阶级关系发生剧烈变动

从毛泽东的调查中,可以发现首要的一点是,农村阶级关系开始发生剧烈的变动,被压迫的贫苦农民在政治上翻身,成为农村的主人。对此,毛泽东有着清晰的认识。他细致入微地分析了富农和贫农的区别、生活状态以及思想认识,发现了二者关系的变化趋势。

在《寻乌调查》里,毛泽东认为,“另有一种比较富裕的农民,在普通说法叫他们作自耕农或中农的,实际仍是一种富农”。他们除不租田给人耕种外,一样是高利盘剥者,因为他们有钱余剩,他们有多余的土地。他们在自己农产物上面加工,如使谷子变成米子,自己挑了出卖。他们还做些小的囤买囤卖生意。他们供着猪子、猪条子或大肉猪。土地斗争一发展到群众的行动,便有大批的贫农唤着“平田”和“彻底废债”的口号,就是对付这种富农的。

毛泽东还指出,贫农并不是一个经济地位完全相同的整一的阶级,里头有不同的阶层。半自耕农是不够食的,因为他们的土地不够使用。他们须从地主那里租来一部分土地,完了租去,自己又不够食了。但他们在贫农群众中则是最好的,因为他们不但有牛,有犁耙,多少有些活动本钱,而且有一个表现他们的特点的,就是他们自己有一部分土地。佃农中之较好的有牛,有犁耙,也多少有些活动本钱,但没有一点土地。他们的特点在于有牛,大多数有一条牛,极少数也有两条、三条牛的。这个阶层占农村全人口百分之四十二,占贫农人口百分之六十,是农村中一个最大的群众。佃农中之更穷困的同样无土地,虽有犁耙,但多窳败,虽也有几个本钱,但是很少。他们还有一个主要的特点,就是他们不是每家有牛的,他们是几家共一条牛,或有一条牛,却不是他自己的,而是地主为了节省饲养费交给他饲养的,他只能在一定条件下使用一下子这条牛的劳力。这一个阶层不够食的程度比上举两个阶层都厉害。

基于这样的阶级认识,在《兴国调查》里,毛泽东通过调研后,进一步分析认为,经过土地革命,地主的田被分了,他们当中的反革命首恶被镇压了,也有的跑了,留在村里的地主及其家属则分了田,革命政府仍给他们留有生活出路;贫苦农民“取得了政权”;贫农“成了农村中的指导阶级”,中农也“与贫农雇农一起有了话事权”,他们“在乡区两级苏维埃中担负工作的,约占百分之四十”。

阶级关系变化的最直接结果,就是广大无地少地的农民分得土地后,生产积极性极为高涨,生活获得不小的改善,并获得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翻身,进一步激发了革命的积极性。

农民生活获得明显改善

农民问题主要是土地问题。妥善解决了这一问题,让广大贫苦农民的生活越变越好,就会赢得他们的心。这一点,毛泽东看得也相当清楚。

在《兴国调查》中,毛泽东实地调查了傅济庭、李昌英、温奉章、陈侦山、钟得五、黄大春、陈北平、雷汉香8个家庭的情况,让人清晰感受到了农村土地革命给底层民众生活带来的深刻变化。其中,对陈侦山一家的调查,毛泽东这样写道:

“七个人吃饭。三个兄弟,各人一个老婆,老大一个女。老大二十九岁,陈侦山老二,二十四岁,老三十八岁。

……

自有二十担谷田,又租来十担(还租谷五担),老大主持。永丰圩三天一圩,逢圩老大去卖油盐一次,圩毕在家耕田。老大自己耕田之外,每年要请八十个工帮做。

……

去年二月起革命,老大老二都参加,老大当农会粮食科长,老二当宣传。几个妇娘子都赞成革命,原因是往常债主逼债,逼得她们过不得年,她们听得抗租、抗捐、抗粮、抗债,心里喜欢,故此赞成老大老二革命。

……

今年三月分田,除自己的二十担谷外,还分进来二十九担,共计四十九担,每人得七担。妇娘子看见分了田,租也不要量了,债也不要还了,心里不胜欢喜,老二的妇娘子便高兴地去乡政府当妇女赤卫队长。

三月分田尽是好田,八月重分,好歹扯匀,扯去一半好田,扯来一半歹田,还是每人七担,妇人仍是喜欢的。因为妇娘子自己在政府办事,经常说别人应该好歹扯匀,所以在扯匀自己的田时,她也是赞成的。

老大、老二、老三及老二婆均离家做革命工作,家中只有老大婆、老大婆的女及老满嫂三个女子,都没有耕种能力,所以乡政府派人为他家耕田。”

1930年10月7日,中共赣西南特委向中央的报告中指出:土地革命后,农民“不还租,不还债,不完粮,不纳捐税,工人增加了工资,农民分得了土地,好像解下了一种枷锁,个个都喜形于色”;他们都或多或少地添置衣服、被子、蚊帐和一些农具,特别是大部分人讨老婆没有困难了。

这些实实在在的好处,让广大农民深切感受到共产党和红军是为他们谋利益的,因而积极地从事各项工作,参加红军或支援前线等。比如,在江西兴国,23岁至50岁的翻身农民基本上都参加了赤卫队。各乡通常有一个八九十人的赤卫大队,其主要任务是放哨,有时也配合红军作战。这样,红军打仗得到了源源不断的人力和物力支援。在湘鄂赣根据地,从1930年9月到1931年3月,参加红军的翻身农民达3万多人。翻身农民还以实物上缴的土地税,解决了红军的军粮问题。他们还经常以粮、肉、鸡、鸭、布草鞋等物品慰劳红军。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中共中央根据国内外政治形势变化和土地革命经验教训,于1935年12月作出了《关于改变对付富农策略的决定》,提出应该联合整个农民,造成广泛的农民统一战线,故意排斥富农(甚至一部分地主)参加革命斗争的观点是错误的。1936年7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土地政策的指示》,改变了对地主的政策,对富农的政策也有了新的变化。对于地主阶级的土地等财产,没收之后仍分给耕种份地及必需的生产工具和生活资料;而对于富农的土地及多余的生产工具(农具、牲口等)均不没收。由此可见,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之所以能够坚持和发展,主要是因为中国共产党紧紧依靠农民,在农村建立根据地和工农民主政权,不仅深入开展土地革命,而且与时俱进实事求是调整政策,并具体、扎实、有效地开展各项工作,得到了农民的有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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