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业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冲击世界经济，也给就业带来严峻挑战，如何稳住就业成为各国纾困政策的重要出发点。增设岗位，调整工时，改善就业环境，保障弱势群体……为了稳住就业基本盘，各国纷纷出台一系列措施，力图缓解企业压力，保障民生福祉，促进经济复苏和社会平稳发展。但抗疫尚未看到曙光，就业复苏之路依然漫长。

德国：短时工作制有奇效

本报驻柏林记者 谢 飞

短时工作制度是颇具德国特色的一项就业保障举措，该制度极大程度地稳定了就业，防止了大面积失业的情况发生。

作为新冠肺炎疫情“重灾区”，欧洲就业也遭受巨大冲击。相较其他欧盟主要成员国，德国就业形势可谓相对稳定，不仅失业率明显低于其他欧盟主要经济体，而且居民收入并未出现大幅下滑。这与德国在疫情期间采取的一系列就业政策有着直接关系。

德国是如何在疫情之下稳就业的呢？这就不能不提到颇具德国特色的一项就业保障举措——短时工作制度。根据德国相关法律，在企业遇到经济危机等严重经营困难时，可以向政府申请启动短时工作制度。启动后，企业可以通过缩短工作时间、减少支付工人工资的方式压缩成本，改善经营状况，避免直接将工人辞退。政府则向企业提供短时工作制下的社保等各类补贴。启动短时工作制后，企业员工仍可以得到原有薪酬的60%，有子女的员工则能够另外多拿7%的收入。这样既可以有效压缩企业用工成本，最大限度地保留更多的工作岗位，避免出现大规模的裁员潮，又确保员工的收入不会大幅下降。

为了应对疫情对劳动力市场的冲击，去年德国政府还及时调整了短时工作制的相关标准，降低了启动短时工作制的门槛。在新规定下，企业在面临失业风险的员工数达到10%的情况下即可申请短时工作津贴，而此前的标准为员工总数的三分之一。由于疫情反复对德国经济产生了更加持久的负面影响，德国政府进而决定继续延长短时工作制的特殊政策至今年年底。

此外，德国政府为了保障劳动者收入水平，还对短时用工工资进行了调整。根据新的规定，在进入短时用工第4个月起，工资水平将由最初的60%（有子女者为67%）增加至70%（有子女者为77%），自第8个月起增加至80%（有子女者为87%）。大幅提高短时工作者的工资水平，成为德国在疫情下稳定就业、保障居民收入水平的又一重要举措。

根据德国联邦劳动局的统计，在2020年4月第一轮封锁措施的高峰期，德国进入短时工作制的人数达到600万。德国伊福经济研究所统计显示，截至2021年1月仍有260万人处于短时工作状态。如此之高的短时用工比例，凸显出该制度对企业应对危机的重要性。

德国联邦劳动局局长舍勒表示，德国的短时工作制度极大程度地稳定了就业，防止了大面积失业的情况发生。德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部长海尔也表示，短时用工制度是德国稳定就业的成功模式。通过这一制度，居民就业及收入得到了很好的保障。德国在疫情期间将继续推动短时工作制发挥应有的作用。

短时工作制度虽好，但对政府而言是巨大的财政负担。得益于多年来优秀的财政状况，德国政府在应对这笔巨大的开支时显得从容不迫。虽然去年和今年德国政府的财政压力与往年相比急剧增加，但相较其他欧盟国家，仍处于“健康”区间。这也是德国政府能够如此大规模采取稳就业保民生措施的底气所在。

虽然短时工作制度带来了一定的工资损失，但最大限度地保障了员工的基本收入和就业安全，有助于企业和员工度过危机。同时，在危机期间保持工资水平不出现大幅下滑，一定程度上稳定了德国国内购买力，是稳定内需的有力支撑，进而促进经济复苏。对于德国政府而言，短时工作制度确保就业基本稳定，有利于维持基本的经济和社会秩序，并在危机结束后迅速恢复正常状态。

印度：制定专项扶持计划

本报记者 施普皓

自去年起，印度对本国企业及就业人群加大了帮扶力度。尽管进程较为缓慢，但印度国内的就业状况正在逐步恢复。

印度经济监测中心最新数据显示，2021年3月份印度失业率为6.5%，同比下降2.3%，环比略微下降。尽管进程较为缓慢，但印度就业状况正在逐步恢复，这得益于印度政府出台的一系列就业刺激政策。

自去年起，印度政府对本国企业及就业人群加大帮扶力度。2020年5月，印度总理莫迪宣布推出20万亿卢比（1印度卢比约合0.09元人民币）的经济刺激计划。这一计划除了向失业民众及低收入阶层直接发放补贴外，还为国内企业提供资金支持，鼓励企业多雇人，通过市场力量来解决就业问题。除此之外，印度政府在去年10月还公布“自主印度就业计划”，为月薪低于15000卢比的新雇员提供补贴。印度官方数据显示，该计划约覆盖165万人。印度学者预测，印度政府在这两年内将通过“自主印度就业计划”创造500万个至600万个岗位。

与此同时，新财年中，印度政府更加积极地吸引外商在印投资，在拉动经济增长的同时也进一步改善了就业环境。在4月1日开始的新财年预算中，莫迪提出一项预计耗资280亿美元的计划，为汽车、电子和制药行业的外国制造商在印生产提供奖励。这一政策对于在印投资的外商颇具吸引力，已经初显成效。亚马逊公司2月宣布计划在金奈建立一条生产线，与印度合作生产电视流媒体设备；苹果公司3月也表示将在印度为当地客户生产新款手机。全球金融服务提供商瑞信预计，到2027年，该计划将拉动印度国内生产总值1.7%的增长，同时创造280万个就业岗位。

国内就业情况企稳无疑是一个好消息，然而，印度政府在解决失业问题上还面临着诸多困难。

一方面，央地政策不一将掣肘全国范围内就业计划的实施。近日，印度多个邦为解决本地青年就业问题，出台了一系列本地劳工保护政策。哈里亚纳邦规定，所有月薪低于5万卢比工作岗位中的75％需要留给在哈邦居住满5年的本地居民。作为印采矿和重工业中心地带的贾坎德邦也计划出台类似法规。此类政策与中央政府致力于改善印度营商环境、吸引外商加大投资的方针相矛盾。印度理工学院德里分校经济学专家指出，印各个地方政府都希望大量引进外国直接投资，但在这一点上各邦与中央的政策难以协调，“一个国家，一个劳动力市场”的前景很难达成。

另一方面，出于防疫、环保等其他领域的政策需要，经济增长与就业复苏或将作出“牺牲”。随着经济活动逐步重启，印度疫情有所反弹，确诊病例最近又创新高，原定于近日实施的新劳动法不得不推迟，可见当前印度的就业在疫情面前仍然较为脆弱。此外，当前印度政府正在制定碳中和时间表。然而，诸多学者指出印度政府的碳排放承诺不切实际，因为印度人口仍在不断增长，并且经济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如要兑现减排承诺，则需拿出十分激进的减排政策，而这恐怕将影响许多行业，导致失业率上升。

韩国:“老大难”难上加难

本报驻首尔记者 白云飞

韩国就业人口总数已连续12个月出现同比下降。究其原因，是就业“老大难”问题和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双重作用下的结果。

韩国统计厅近日公布今年2月份的就业数据显示，韩国就业人口、失业率等指标，较去年同期均进一步恶化。

今年2月，韩国就业人口共计2636.5万人，较去年同期减少了47.3万人，就业人口总数已连续12个月出现同比下降。从行业来看，服务业受影响最大，其中住宿餐饮业和批发零售业就业人数的减幅尤为明显，分别较去年同期减少23.2万人、19.4万人。韩国政府推动的行政服务类行业的就业人数略有增长，例如卫生保健和社会福利部门的就业人数较去年同期增加了9.1万人。

从年龄层来看，韩国劳动人口就业情况依然欠佳，但老年人就业有所改善。相比去年同期，20岁至29岁、30岁至39岁、40岁至49岁以及50岁至59岁这四个年龄段的就业人口分别减少了10.63万人、23.83万人、16.6万人和13.93万人，60岁以上的就业人口增加了21.2万人。

失业率方面，今年2月韩国共有135.3万人失业，较去年同期增加了20.1万人。失业率达4.9%。其中，15岁至29岁青年人和女性的失业问题尤为突出。

由此可见，韩国的就业情况未见好转。究其原因，是就业“老大难”问题和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双重作用下的结果。

就业问题早已困扰韩国多年，是个长期积累的结果，原本就很难得以改善。近期韩国就业情况不佳，可以被看作是韩国近十几年就业问题的延续。

美国次贷危机之后，韩国经济一蹶不振，就业问题逐步恶化。早在多年前，前任韩国总统朴槿惠执政时期，“改善就业”“青年失业率高”就成了那时的高频词汇。虽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但收效甚微。

韩国近年继续着力改善就业，临时工向正式工转换、保障弱势群体就业成了施政重点，但就业形势并未得到实质性改善。近年不断出现老年就业人数激增但劳动人口问题犹存的现象，今年2月就业数据所反映的情况亦是如此。

疫情暴发又给了韩国就业问题一记重拳。宏观层面来看，疫情直接导致韩国去年GDP出现了负增长，经济萎缩给就业带来严重负面影响。从微观层面来看，韩国疫情时常反复，时至今日，每日新增病例还维持在数百例的水平。这就造成两个后果：一是没有外国游客，本国国民外出时多时少。二是韩国数次收紧防疫措施，店铺营业和居民消费又进一步受到了限制。

疫情之下，诸多中小企业和从事线下服务业的商家纷纷关店或裁员。服务业就业岗位减少，不但对韩国整体就业形势不利，也因为诸多女性从事服务行业工作，而导致女性就业岗位减少更加明显。

为应对就业问题，韩国也在不断出台相关措施。2月份以来，韩国一是启动了公共就业岗位项目，增加公共事业部门的就业岗位。二是追加15万亿韩元预算，向全国受疫情影响较大的群体第四次发放补贴，并为就业困难群体增设27.5万个工作岗位。三是继续推动疫苗接种事宜，并扩大疫苗接种年龄层，以求早日让韩国国内疫情稳定下来。

不过从当下情况来看，韩国就业情况未来也许会随着疫苗接种的普及而出现一定好转迹象，但就业形势整体欠佳的局面，短期内仍难以扭转。多年形成的就业难题，还需假以时日一步一步处理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