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 谁来扶贫？——破解“执行者难题”

充足的人力资源和良好的执行力是减贫目标实现的必要条件，中国通过各级行政人员内外全面动员，为减贫集结了强大的执行者队伍。

户户有“责任人” 村村有“帮扶队”

在中国南端与老挝、缅甸接壤的西双版纳，拉祜族村寨妇女娜四小时候没有鞋子，就只能光脚去深山老林里打猎。2015年初，娜四的村庄迎来了驻村工作队，4名干部都会说拉祜语，分别负责村里的种植、养殖、扫盲、修路等工作。

每一户都有帮扶责任人，每一村都有帮扶团队，是中国减贫的独特工作方式。

多渠道集结上千万人组成执行者队伍

为解决好“谁来扶”问题，全国累计选派25.5万个驻村工作队、300多万名第一书记和驻村干部，同近200万名乡镇干部和数百万名村干部一道奋战在扶贫一线，打通了精准扶贫“最后一公里”。

凝聚“全民扶贫”合力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5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的主旨演讲中指出，我们坚持动员全社会参与，发挥中国制度优势，构建了政府、社会、市场协同推进的大扶贫格局，形成了跨地区、跨部门、跨单位、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多元主体的社会扶贫体系。

来自贫困地区本土的致富能手、外出务工经商人员、大学毕业生成为中国减贫中的“新乡贤”，发挥了“头雁效应”。

2.3 怎么帮扶？——扶贫资源“滴灌”到户

中国在精准识别基础上为每户贫困户制定不同的“脱贫方案”，实现“大国”与“小户”的“滴灌对接”。

一户一套“脱贫方案”

经深入了解，帮扶干部诊断何国强家致贫原因为缺资金、缺土地、缺水，制定了扶持养殖肥猪3头、申请农村低保、搬迁至县城，以及参加建筑工、家政服务技能培训，就近就业等帮扶计划。

从县里来的扶贫干部帕查有格分析“悬崖村”村民某色拉作家的致贫原因，同样提出相应建议。

中国根据不同致贫原因，探索出以“五个一批”为主，健康扶贫、消费扶贫等结合的帮扶举措，为贫困户量身制定“脱贫方案”。

以下为几个贫困户的“脱贫方案”：

——产业扶贫。在中国西南部的贵州省玉屏县平溪街道，由温氏食品集团提供猪苗、饲料、饲养技术，并回收肥猪，贫困户洪加元每养一头猪赚200多元，年收入超15万元。

——易地搬迁扶贫。2020年，村民某色拉作从“悬崖村”搬到县城安置小区，在政府补助下，住上100平方米的房子。

——健康扶贫。江西吉安县永和镇超果村贫困户肖美兰因白血病治疗花费43万元，通过新农合、大病保险、医疗附加保险等报销40余万元，自己仅承担2.4万元。

——兜底保障扶贫。西藏拉萨市达孜区贫困老人贡琼年事已高，无法从事生产劳动，现在已住进养老院，每年还有几千元补贴。

备足减贫“粮草弹药”

中国最大化聚合扶贫资源，为大规模减贫提供“粮草弹药”。8年来，中央、省、市县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累计投入近1.6万亿元，其中中央财政累计投入6601亿元。扶贫小额信贷累计发放7100多亿元，扶贫再贷款累计发放6688亿元，金融精准扶贫贷款发放9.2万亿元，东部9省市共向扶贫协作地区投入财政援助和社会帮扶资金1005亿多元，东部地区企业赴扶贫协作地区累计投资1万多亿元，等等。

扶贫资源“滴灌效应”

聚合扶贫资源后，中国通过下放审批权限、下派帮扶干部、下沉监督力量，将资源精准配置到户。

从2015年起，中国将绝大部分扶贫项目的审批权限下放到县，由县级政府因地制宜整合使用。

派驻各村和结对帮扶的扶贫干部则成为扶贫资源传输的“末梢管道”，他们将扶贫资源精准“滴灌”到一家一户。

中国还健全监督管理制度，下沉监督力量对脱贫攻坚进行督导。

2.4 如何退出？——融合自评与他评的“质检仪”

中国防止贫困人口陷入“福利陷阱”，不仅明确贫困退出“时间表”，还融合他评与自评，引入第三方评估，聚焦贫困对象内生动力和长期发展能力，构建最严格退出评估制度体系。

细致评估让误差最小化

中国对扶贫对象退出有着详细而严格的规定。不仅要求其年人均纯收入稳定超过扶贫标准，还要达到“两不愁三保障”。

2019年12月20日，何国强在乡政府送达的“贫困户脱贫确认告知书”签字。政府对他家采取了“稳定脱贫巩固提升计划措施”，包括产业、就业、教育、医疗四个方面，后来新增“帮助购买返贫致贫保险”。

原本连育秧苗、撒化肥都不会的娜四，在扶贫干部指导下，经过几年发展已种下了18亩茶树。2018年，经过评议、核实、公示等程序，娜四退出了贫困户。

2020年，“悬崖村”6000根钢管架起的钢铁天梯从山脚伸入云端。供电稳定，4G网络全覆盖，一部分村民易地搬迁，余下的村民可做民宿旅游，也可通过电商将脐橙、核桃、青花椒卖出去。

没有人能轻易逃过第三方评估的眼睛

中国引入第三方评估，建立自评与他评相融合的绩效评价体系。

覆盖全国的扶贫成效第三方评估中，高校、社会组织等采取专项调查、抽样调查和实地核查等方式，对各项指标独立开展分析和评定，并对官员们的政绩进行评估，这提升了脱贫评估的客观性和公正性，也倒逼地方提高减贫质量。

设立过渡期构建防止返贫长效机制

消除绝对贫困后，中国不踩“急刹车”，设立了5年过渡期，继续实行摘帽不摘责任、摘帽不摘政策、摘帽不摘帮扶、摘帽不摘监管“四个不摘”政策，为推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战略有效衔接打下坚实基础。

第3章

中国减贫学的政治经济学原理

我们要坚持辩证法、两点论，继续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上下功夫，把两方面优势都发挥好，既要“有效的市场”，也要“有为的政府”，努力在实践中破解这道经济学上的世界性难题。 ——习近平

中国减贫学是既有助于减贫、又有利于发展的政治经济学分配理论。其核心要义是：锚定共同富裕目标、依托精准手段，构建政府、市场和社会协同发力的益贫市场机制，解放贫困者的生产力，使他们不仅成为分配的受益者，也成为增长的贡献者，最终实现整个社会更加均衡、更为公平的发展。

中国减贫学发现，聚焦于消除绝对贫困这一“准公共物品”，中国创造性地拓展了“益贫市场”机制。它使人看到，在精准减贫领域，“有为政府”这一“看得见的手”并非“闲不住的手”，而是必不可少的“赋能之手”。同时，有效的益贫市场并非是对市场的扭曲，而是市场的再造。参与益贫市场运作的各个行为主体，形成有机互动，有利于更好地把握住公平与效率的矛盾，实现社会公正、发展与稳定，有利于解决做大蛋糕、分好蛋糕的世纪难题。

3.1 减贫与发展互益关系

“最优分配”让发展更好带动减贫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分配决定于生产，又反作用于生产，而最能促进生产的是能使一切社会成员尽可能全面地发展、保持和施展自己能力的那种分配方式。

世界减贫实践证明，以发展自动促减贫存在力不能及的阶段。财富一直“滚雪球”，贫困却日益“堡垒化”，如何破解这个巨大的不均衡难题？实现“最优分配”，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做蛋糕是为了分蛋糕，分好蛋糕又促进持续做大蛋糕，纵观中国减贫历程，这个鲜明的逻辑贯穿始终。“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体现了对实现“最优分配”这一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

政府引导提升市场机制的益贫性

早在1990年，世界银行就提出了“基础广泛的增长”，强调利益均等化；1999年，益贫式增长被亚洲开发银行作为减贫战略之一提出。

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提升市场机制的益贫性？需要“有为政府”调整初次分配，并进行更有效的再分配。

在中国的脱贫攻坚阶段，市场机制的益贫作用效果明显，关键在于既发挥了市场经济的长处，又发挥了新型举国体制的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

益贫市场机制激活贫困地区潜在生产要素

中国减贫一个“制胜之道”，是以积极向上的辩证思维，通过政府引导提升市场机制的益贫性，变贫困“包袱”为发展潜力，将保护开发贫困地区的人力资源、自然资源作为实现共同发展、共同富裕的动力源，使贫困地区发展依托市场力量，扎实建立在自身有利条件基础上。

同时，在帮助贫困者进入市场方面，中国政府通过庞大的资金、资源、服务等专项，对拥有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精准滴灌，帮助他们跨过市场门槛，完成由一个“自然人”向“市场人”的转换。

“最优分配”让减贫更好促进发展

中国要求脱贫攻坚任务重的地区党委和政府，要把脱贫攻坚作为“十三五”期间头等大事和第一民生工程来抓，坚持以脱贫攻坚统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

贫困地区通过改善基础设施、技术革新等，具备了更好融入市场的条件，开放承接了外部地区的市场资源，提高了本地区生产能力。贫困人口市场参与的深度、广度得到提升，劳动技能提升，减贫能力普遍增强，增收空间被打开，贫困人口成功获得收入增长比例高于全社会平均比例“红利”。

伴随其收入增长而提升的消费能力和需求，直接投射到市场活动中，促进了生产、交换，为最优分配创造了现实条件。

3.2 五大主体互动逻辑

围绕政府、市场、社会、减贫一线带头人和贫困人口这五个减贫主体，可以归纳出中国减贫学，尤其是近年来精准减贫的运行逻辑。

这五个主体聚焦于劳动者与生产资料，以精准配置为纽带，形成一种新的全民利益共享机制，在发展中减贫、以减贫促进发展，寻找分配与发展的最佳结合点，探求公平与效率的动态平衡，为新时代解决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提供了新的视角。

有为政府：“闲不住的手”还是系统“赋能之手”？

精确的目标往往需要复杂的系统提供支撑，这既需要精准的政府顶层设计，也需要基层创新性实施。中国脱贫攻坚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在于形成上述“有效互动”，政府自上而下的领导和基层自下而上的创新产生同频共振。

中国脱贫攻坚实践表明，提升国家的反贫困效能，在政府层面需要提升四种能力：领导能力、创新能力、动员能力和执行能力。

——领导能力。中国重新架构顶层设计，将脱贫攻坚列置于政治议程中心，实施以习近平任总指挥、全党上下总动员的“五级书记抓扶贫”，建立“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的工作机制，明晰中央和地方扶贫事权的关系。

在领导体制中，中国各级党政主要领导者这一“关键少数”发挥关键作用，确保了资源统筹、政策执行和社会动员。2015年，中国中西部22个省（区、市）党政主要领导向中央立“军令状”，在脱贫摘帽之前，中国832个贫困县的主政官员不能调离本地，这意味在既定时间内选择最优治贫方案并付诸于行动成为他们的必然选择。

——创新能力。中国把扶贫开发目标、任务、资金、权责四个方面从“四到省”改为“四到县”，由此确立县一级政府脱贫攻坚“一线指挥部”的地位，这不但消除以往资金、资源在基层“碎片化”的弊端，更在于降低贫困治理的制度成本，满足贫困人口和不同县域的差异化需求，从而提高资金使用的精准度。

责权、事权、财权匹配，加上提升扶贫开发工作权重、降低或取消GDP权重的崭新考核机制，成为基层政府治理贫困的“发动机”，中国扶贫呈现全新图景。“电商扶贫”“旅游扶贫”等因地制宜的创新如雨后春笋。

——动员能力。中国的成功还在于最大限度动员各方力量，协调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关系，发挥“扶危济困”和“守望相助”的传统，构建了全方位、系统性、宽领域的大扶贫生态系统，通过开展挂钩帮扶、东西部协作、万企帮万村等扶贫行动为贫困地区凝聚大量人才、项目、资源。据不完全统计，中国政府的扶贫投资带动数万亿元社会总投资，成为扶贫开发的资源增量。

——执行能力。中国政府从考核、激励和纪律等维度激发执行力。作为政府自上而下评估的有效补充，中国政府自加压力，从2015年起先后实施第三方评估、省际间交叉考核、媒体暗访考核，成为提高贫困治理质量和效率的利器。

此外，扶贫领域多方位监督、重拳反腐败、官员作风治理、公众参与等，都直接指向中国实现全面小康“一个都不能少”的目标要求。

益贫市场：扭曲还是再造？

构建益贫市场是中国减贫实践中的一个重大创新，是中国成功消除绝对贫困的基础条件之一。

中国发挥占主体地位的公有制经济对非公有制经济的引领和带动作用，调动各类经济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在促进资源流向高技术含量、高投入产出效率领域的同时，又不弱化贫困地区的发展和贫困人口就业、创业工作。

中国补齐贫困地区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短板，通过多种途径优化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配置，释放贫困人口的潜在生产力，引导、组织和支持扶贫龙头企业、创业致富带头人与贫困户建立多种形式的利益联结机制，形成一个包容性的益贫市场。

友爱社会：沉默的多数还是深层的活水？

中国的减贫实践中，以消除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矛盾，提升社会均衡程度为共识，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让每个人获得发展自我和奉献社会的机会”为价值引领，构建有助于贫困人口可持续发展的“友爱社会”，激活了减贫事业的深层活水。

从早些年的“希望工程”“幸福工程”到2015年10月开始的“万企帮万村”行动，以及无法胜数的民间扶贫和爱心公益行动，无不反映了友爱社会的强大能量。

无处不在的“摆渡人”：多余者还是必要者？

中国的驻村扶贫者成为“摆渡人”。他们集领导者、协调者、动员者、监督者多重角色为一体，用政策和资源打造“小舟”，将贫困者摆渡到共同富裕的彼岸。同时，这些“摆渡人”也受到锻炼，为中国国家治理水平提升储备大量优质人力资源。

“摆渡人”是中国贫困治理体系中一个独特设计。他们既负责各项政策的落实、资源的精准分配，防止偏离与错配，提高减贫的公平与效率；还根据贫困者的诉求寻找资源，协调帮扶力量、当地政府、村干部以及村民间的关系，并监督各项措施的公正执行。他们还是贫困群体反映诉求和需求的“管道”，各种信息经由他们反馈到政府部门，汇集之后成为修正扶贫政策和制度设计的参考。

自食其力的“打鱼人”：授人以鱼还是授人以渔？

实现有效、可持续的减贫，关键要“对人进行投资”，这是促进贫困人口全面自由发展的开端。

回望中国消除绝对贫困之战，要诀就是认识到贫困人口主客体的“二象性”，用好外力、激发内力。

中国政府采取教育培训、就业供给、动能激励、组织创新等综合手段，对拥有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精准滴灌，充分开发贫困者自身发展潜力，将他们变成自力更生的“打鱼人”，其中有自主创业者、劳动力转移就业者、农民合作社的参股者，还有社区公共服务者、生态环境的“守护者”等。

此外，中国贫困人口中，完全或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超过2000万人，他们全都享受到了国家的“兜底保障”政策。

3.3 两个基本价值遵循

中国减贫学是对中国减贫实践中的规律性认识的提炼和总结，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减贫领域的新发展与新阐释。贯穿于其中的价值遵循，是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扶贫济困思想，以及着力推动构建没有贫困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天下情怀”。

立足传统：中华民族扶贫济困思想的千年传承

中国传统文化中，扶贫济困的思想源远流长。从殷周时期“敬德保民”，到儒家的“仁政”，到西汉时期的“与民休息”，再到明清时期的社会救济论，都包含丰富的扶贫济困思想。

纵览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史，共同富裕同样是理想社会的特质之一。从《礼记·礼运》中“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到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大同”社会的设想，再到中国近代康有为的“大同世界”、孙中山的“天下为公”，几千年来，中国人民从来就没有放弃对共同富裕的美好社会理想的期盼与追求。

“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中国共产党将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视作重要使命和执政基础。习近平2015年在一次演讲中说，“25年前，我在中国福建省宁德地区工作，我记住了中国古人的一句话：‘善为国者，遇民如父母之爱子，兄之爱弟，闻其饥寒为之哀，见其劳苦为之悲。’至今，这句话依然在我心中。”

“中国不仅是一个现代的成功者，而且是一个杰出的文明古国。”“中国必须在建设其未来的同时不背弃其过去。”国际减贫思想家阿玛蒂亚·森曾这样观察。

“天下情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孜孜以求

中国立足实践形成的减贫经验和减贫方案，以及广泛开展的国际扶贫交流、协作等，不仅是对国际减贫与发展理论的发展和创新，更体现了为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不懈奋斗的“天下情怀”。

这样的“天下情怀”，始终是中国推进世界减贫事业的重要价值遵循。立己达人、兼济天下。中国呼吁国际社会积极关注广大发展中国家民众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倡导共建一个没有贫困、共同发展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超越意识形态、民族国家、政党的“全球观”，也为持续推进世界减贫事业递交了“中国方案”。

第4章

中国减贫学的世界意义

消除贫困依然是当今世界面临的最大全球性挑战。未来15年，对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都是发展的关键时期。我们要凝聚共识、同舟共济、攻坚克难，致力于合作共赢，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各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 ——习近平

作为世界减贫理论的学习者、受益者和创新者，中国基于自身减贫实践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创见，正在回馈人类减贫事业，为其他国家和地区提供新的参考。中国减贫行动，也在与世界的交流互鉴中继续向前推进。

4.1 世界视角中的“5D”要素

贫困是“无声的危机”。在研究中国减贫经验和理论时，多国专家发现，中国的国情与政治体制、文化传统、价值观等都有其独特之处，但中国减贫经验也不乏普遍意义，某种程度上可概括为“5D”要素。

第一，坚强领导（Determined Leadership）。

“很多外国人都感到惊讶，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把扶贫当作了国家最重要的工作来抓。”罗伯特·劳伦斯·库恩博士说。

政治经济学理论显示，当一项工作成为一国最高领导人的“头号工程”，并以持续不断的态度指挥落实（“钉钉子精神”），会形成强大的国家意志，推动政治权力对资源的配置。

除了领导人自身意愿，一国领导力的发挥在于政党的领导。拥有9100多万党员的中国共产党是世界第一大政党。毫无疑问，减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力的生动体现。

第二，细绘蓝图（Detailed Blueprint）。

中国擅长战略规划，也注重中期和短期目标设计，如“两个一百年”的战略目标，“五年规划”，每年一度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等。在治理中，中国强调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这种在深刻研究和把握国内外大势基础上形成的蓝图设计，有助于全体人民对未来形成稳定预期。

为了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中国更是实施了国家战略，全国上下按照统一目标、适应地方特色的各级政策规划和精准到户的帮扶计划共同努力。

第三，发展导向（Development Oriented）。

在持续的减贫进程中，中国始终抓住经济发展的金钥匙。坚持发展为第一要务，自觉通过调整生产关系激发社会生产力发展活力，自觉通过完善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发展要求。

“中国的减贫是个增长故事。”世界银行中国局局长马丁·芮泽说。在很多国际经济学家眼里，长期的可持续增长是发展的源泉。

中国确立了经济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变的战略。发展必须坚持新发展理念，在质量效益提升的基础上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这无疑将对中国减贫的未来产生新的重大影响。

第四，数字管理（Data-based Governance）。

精准扶贫需要精准数据。在脱贫攻坚期间，中国政府尤其重视大数据、数字经济发展，强调将先进的数字管理应用到减贫的全流程，使得“精准扶贫”在较短时期内成为可能。中国2014年建立的全国扶贫数据系统，包括12.8万个贫困村、2948万贫困户、8962万贫困人口的信息，后来不断动态调整。

第五，分级实施（Decentralized Delivery）。

减贫，尤其是针对消除绝对贫困的“最后一公里”，离不开高效的落实和执行。库恩认为，中国脱贫工作的成功，靠的是全国上下一致的严格、规范、量化、透明的扶贫程序。

中国减贫政策的高效执行还得益于治理结构中的“放权”特质。有国际专家在谈论中国扶贫经验时专门分析了中国治理的这一特性，认为中国中央政府制定大政方针，各级地方政府则结合地方具体情况去创造性地落实，包括通过与投资者和民众直接互动去为地方创造市场机遇。这种分级治理产生的自下而上的创造力是中国走出贫困陷阱的一个重要动力源。

4.2 在国际交流合作中运用和发展

理论源于实践，更指导实践。

中国不仅着力于理论和经验层面的世界共享，同样广泛开展减贫援助、减贫协作等。

——“援助式”方案直接为全球减贫输血。中国减贫学倡导让资源与贫困者有效对接，精准连通需求与供给推动减贫。面向世界，中国以重信义、担道义的主动作为，通过免除债务、各种项目的人财物支持等“援助式”行动，力所能及地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的援助，帮助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缓解贫困。

近年来，中国着力向发展中国家提供“6个100”项目支持，包括100个减贫项目、100个农业合作项目、100个促贸援助项目、100个生态保护和应对气候变化项目、100所医院和诊所、100所学校和职业培训中心等，以助力相关国家减贫。

——“发展式”方案有效推进多国减贫。中国减贫学高度重视整体发展和个体内源式发展的减贫作用。源于中国减贫实践的“发展”观念与方法，被精准应用于与部分亚非国家的减贫合作中。

在柬埔寨干丹省莫穆坎普县实施的中柬减贫示范合作项目，通过因地制宜、因贫施策，加大投入和开发力度，改善生产生活条件，使当地社区自我发展能力明显增强。

由中非发展基金投资支持的万宝莫桑农业园项目，通过“合作种植”模式发展农业经济，带动周边农户开发土地，种植水稻，使粮食产量、农户收入显著增加。

——“共享式”方案助力世界减贫可持续。中国以有利于经济全球化的天下情怀、大国担当，着力构“环”建“链”，推动世界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区域合作，对接各国发展战略，推进工业、农业、环保等各领域合作，以“共享式”实践，帮助相关国家把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让减贫更具可持续性。

以合作共赢为准则，中国全力推进南北合作、加强南南合作等，高度重视落实《中国与非洲联盟加强中非减贫合作纲要》《东亚减贫合作倡议》等，为全球减贫事业提供充足资源和强劲动力。

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设立丝路基金……中国以实际举措，支持发展中国家开展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帮助他们更好融入全球供应链、产业链、价值链。特别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积极支持参与，一大批有影响力的项目落地。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精准扶贫方略是帮助贫困人口、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设定的宏伟目标的唯一途径，中国的经验可以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有益借鉴。

当前，中国正站在建设本国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崭新起点上，仍存在欠发达地区和城乡困难人口，贫困并未彻底终结，建立贫困治理的长效机制仍有很多挑战。中国乐于与全球分享减贫理论与实践，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愿同世界各国一道迎接全球贫困治理全新挑战，携手推进国际减贫进程，积极推动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减贫目标如期实现，共建一个没有贫困、共同发展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正如习近平主席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的讲话指出，中国将始终做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坚持走共同发展道路，继续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将自身发展经验和机遇同世界各国分享，欢迎各国搭乘中国发展“顺风车”，一起来实现共同发展。

结语

为总结提炼中国减贫学的理论内涵，新华社国家高端智库课题组在大量文献研究的基础上，深入中国东、中、西部20余个省、区、市开展调研，走访高原边疆、内陆沿海，采访干部群众、专家学者，并借助新华社在海外的广泛驻点，专访多个国家的国际政要、智库专家，组织召开了多次专题研讨会，广泛吸取国内外减贫理论界的思想成果，经过原创提炼，最终形成本报告。消除绝对贫困、实现精准脱贫，并不意味着中国减贫实践的终止，而是朝着共同富裕目标稳步前行的新征程的开端。关于中国减贫学的理论研究还将持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