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吴佳佳

他开展了国内第一例人体肺移植手术，是我国胸外科事业的奠基人；他首次将针刺麻醉应用于胸外科手术，在国际上引起轰动。他就是中日友好医院首任院长辛育龄。行医85载，他用一把刀、一根针、一支笔书写了传奇人生，被誉为“白求恩式的医生”。

1938年5月，辛育龄正式参加八路军，成为冀中卫生部后方医院的卫生员。1939年，辛育龄加入中国共产党，在被派往白求恩医疗队工作过程中，国际共产主义战士白求恩的革命人道主义精神深深地感召着辛育龄，激发了他治病救人的初心。

新中国成立初期，辛育龄作为我国首批公派留学生，被派往前苏联学习胸外科技术。1956年，辛育龄获医学副博士后回国，当年6月主动要求分配至中央结核病研究所组建胸外科。

当时，传统的结核病治疗方法对于重症晚期肺结核病人治疗无效，病人经常发生窒息性死亡。辛育龄经过仔细研究，探索出双腔插管麻醉下肺切除手术，治疗了200多例重症肺结核合并大咯血病人，均获成功。自此，双腔插管麻醉法在国内得以推广，为胸腔外科扩大适应症和保障手术安全提供了有效手段。

医学探索，永无止境。辛育龄还应用支气管残端黏膜外层缝合法完成了4600多例肺切除手术，将残端瘘的发生率降低到0.4%，基本上阻止了此类并发症，提高了肺切除手术的安全性和临床效果。1963年，辛育龄的相关论文在莫斯科外科学会上宣读，受到国外专家赞同，此方法被国内很多医院采用为常规缝合法。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绝大部分省份尚未建立胸外科。经卫生部门批准，辛育龄牵头在中央结核病研究所举办胸外科医师培训班。从1958年到1980年，培训班共为全国培养出300余名胸外科技术骨干。辛育龄经常赴各地帮助胸外科医师做手术，有40余家医院的胸外科是在他的指导下建成的。

辛育龄非常重视学习和运用祖国传统医学。临床上，肺癌术后患者常因刀口痛、咳痰困难和排尿不畅而痛苦不堪。1958年，辛育龄在学习中医过程中接触到针灸，发现在试用针灸治疗后患者的上述症状可以得到控制。于是，他把针刺麻醉作为开展中西医结合的突破点，成为针刺麻醉手术的实践者与推动者。

改革开放之初，已到花甲之年的辛育龄，积极参与筹建卫生部直属的中日友好医院，并担任首任院长。1984年10月，这座当时最富有国际色彩的现代化医院正式开院，并秉承“患者至上、文明行医”的医院文化至今。次年，辛育龄主动请求辞去院长，希望回到胸外科工作，他说：“组织上交给我的筹建任务已经完成，接下来我更愿意专心做一名外科大夫。”

年过八旬之后，辛育龄仍坚持每周出门诊，并参加科室查房。辛育龄说：“医生为病人服务，也从服务中学习。我同病人已建立了深厚感情。”

曾在辛育龄身边学习工作29年的中日友好医院胸外科原主任刘德若说：“他经常对我们说，病人让我们把他的胸腔打开，这是何等的信任啊！”刘德若记得，每次辛育龄走上手术台，开胸后总要把手套洗一下，要让手很滑。在触摸病人的肺时，他动作极其轻柔。辛育龄解释，虽然病人是全麻状态，但要像病人清醒时一样对待他们。他还叮嘱，胸腔镜手术用卵圆钳夹肺的时候要轻柔，能不夹最好不夹，避免不必要的损伤。

辛育龄的很多工作是“从0到1”的突破。曾长期在辛育龄身边工作的中日友好医院胸外科副主任梁朝阳说，辛老的创新精神感染和激励着科室的每一个人，他的言传身教给胸外科团队镌刻上鲜明的印记，历久弥新。

自从成为一名外科大夫，辛育龄从未放下过手术刀。直到90多岁，辛育龄办公室的灯光仍然每晚亮起。辛育龄用行动诠释了白求恩精神，深深地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医务工作者。他说：“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做一棵无影灯下的不老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