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① 贵州沿河县志强村第一书记石捍南在村里劳动。 魏永刚摄

图② 贵州沿河县中寨镇党委书记谭鹏飞（左一）帮农户建新房。 冯保超摄（中经视觉）

图③ 广东省建设银行驻南雄市下惠村帮扶干部徐南海（左）2020年春节时给贫困户送春联。 魏永刚摄

图④ 贵州沿河县黄池村驻村干部李克相帮农民采摘辣椒。 魏永刚摄

图⑤ 陕西安康市汉滨区发改局驻吉河镇福滩村第一书记张兵（左）在贫困户家里家访。 晏 兵摄（中经视觉）

党的十八大以来，数百万干部被选派到农村，和当地党员干部一起带领乡亲们脱贫。在采访脱贫攻坚的过程中，记者最先接触到的正是这些基层扶贫干部。记者从2020年的采访笔记中梳理出30位农村基层干部，他们是记者下乡调研采访时随机遇到的，分别来自广东韶关市，陕西商洛市、安康市，贵州沿河县、从江县、榕江县。这些基层干部是脱贫攻坚的一线指挥者，也是积极参与者。透过他们的故事，我们也许能更加深刻地理解脱贫攻坚的成效和艰辛。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国数百万干部被选派到农村。他们冲在一线带领乡亲们脱贫，付出了辛劳和汗水。在采访脱贫攻坚的过程中，记者最先接触到的正是这些基层扶贫干部。

记忆是有选择性的，有些场景总是难以忘记。翻看2020年记下的采访笔记，一些基层干部的故事又浮现在眼前。记者从采访笔记中梳理出30位农村基层干部，通过他们的感触，也许我们更能理解脱贫攻坚的成效和艰辛。

这些扶贫干部都是记者下乡调研采访时随机遇到的，其中包括：基层干部9人，他们是农村发展的领头人；驻村干部18人，其中担任驻村第一书记的9人；还有乡镇干部3人，包括一位镇党委书记、一位乡长和一位镇党委副书记。

按地域划分，这30位农村基层干部有5位来自广东韶关市，8位来自陕西商洛市和安康市，还有17位来自贵州沿河、从江和榕江这3个最后一批摘帽的贫困县。按年龄划分，30个干部中有10位“60后”、3位“70后”、14位“80后”和3位“90后”。

他们都奋斗在扶贫工作一线，时间最长的已经在乡镇工作10多年。这些基层干部是脱贫攻坚的一线指挥者，也是积极参与者。他们的故事，有歌有哭，有苦有乐，有艰辛更有收获。

惊与喜

从因农村现状而“惊”，到为脱贫变化而“喜”，这其中情感变动有多剧烈，扶贫干部付出的艰辛就有多大

对于不少驻村干部来说，从县城走到村里，地理距离也就几十里最多上百里，他们的心理距离却要大得多。说起刚刚进村的感受，许多人都用了一个“惊”字。

贵州省沿河县中寨镇志强村是一个深度贫困村。1982年出生的石捍南从小在县城长大，2017年被选派到志强村担任第一书记。第一次从镇政府到村里时，20多里路他开车走了40多分钟。2017年8月，志强村开始推进道路硬化改造。记者进村时，从镇上到村里一路都是5米多宽的柏油路，全程只要20分钟。这几年，村里还完成了通组到户道路硬化。

石捍南刚到村里时，一半以上农户住着竹板房。他担任第一书记以来，全村694户农户中320户的房屋得到维修，住房条件有很大改善。

山里的人对路都有着特殊期盼。在陕西安康市汉滨区关家镇，刚担任副书记一年的白天讲得最多的就是路。1985年出生的白天，原来是汉滨区交通局干部。他到关家镇第一件事就是修路，从2016年开始镇里修了100多公里乡村道路。“每条路我都至少走过3遍。”白天说。

“以前是坐在办公室里看规划，现在是坐在群众家里谈修路。最好的课堂就在普通群众中。”这些乡村道路他用脚一步一步丈量过，带记者下乡的路上，这位年轻干部有说不完的话。

只要付出过努力，就能体会到这种喜悦。贵州从江县高增乡占里村的石明才是贵州西部计划的志愿者。2019年8月石明才来到占里村，工作之一就是给群众办夜校。每周两次课，从找教材到备课都是他一个人完成。这位1994年出生的小伙子说，刚来时村干部帮他召集人，催了好几次都没有几个人来。现在，他只要在微信群里通知一下，20多个人就来上课了。他高兴地说，在村里办夜校是自己最满意的事情，“百姓的收获就是我的收获”。

从看到农村的现状而“吃惊”，到为乡村脱贫变化而喜悦，这两端的情感变动有多剧烈，扶贫干部付出的艰辛就有多大。因为有了付出，他们才更加体会到这份收获的喜悦。在2020年采访过的18位驻村干部中，至少有10位干部明确表示，脱贫攻坚带给他们的成就感和喜悦，是过去难以想象的。

歌与哭

看着脱贫攻坚取得的成果，他们一起欣喜，也一起流泪

泪水有时候包含的是难以言说的喜悦，也可能是一种杂糅了喜悦与艰辛的情感。记者走访的30位扶贫一线干部中，许多人都为乡村脱贫流过泪。

贵州沿河县泉坝镇大泉村第一书记符云峰，2020年哭过两次。1982年出生的他当过教师，在县委组织部门工作过，后来担任镇长和镇党委副书记，2018年被派到深度贫困村大泉村担任第一书记。

因在农村长大的缘故，符云峰对于驻村帮扶很有信心。但是到了村里，他还是体会到了没有想过的困难。这难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是寂寞，每天看到的都是老人，村里基本见不到同龄人；再一个是苦，体力和脑力都苦，基本是没日没夜地忙碌，时常感到身心劳累。喜欢穿白衬衫的他，驻村不久就换成了迷彩服，一穿就是两年多。

不管村里生活多困难，他说自己几乎没有哭过。第一次哭是2020年疫情刚稳定之后。当时，村里的路要赶工期，镇里动员群众去拉水泥。符云峰和村干部找不到汽车，急得团团转，他说：“我真是急得哭了，又是着急又是委屈，眼泪止不住地流。”

第二次哭是在工作队聚餐时。当时大泉村脱贫攻坚有了新进展，大家利用休息日聚在一起。泉坝镇18个驻村干部边吃饭边聊天，谈论各自的酸甜苦辣，谈论脱贫摘帽的变化。“说着说着，记不得谁就哭了，我也控制不住自己哭了起来。”符云峰说。

说起过去工作就想哭，这不是符云峰一个人的感受。罗永康是贵州榕江县计划乡加宜村的驻村干部。加宜村与从江县接壤，是高山顶上的一个村落，也是榕江县最偏远的一个乡村。10多年前，罗永康曾经在加宜村小学教过书，对这里非常熟悉。那时村民主要以吃酸菜为主，村里还不通电。

2019年他从县委组织部门被派到村里参与扶贫。帮助村民发展产业，和村里人一起整治村容，每一天都过得充实而紧张，常常连周末都顾不上回家。站在村里一个新办的加工厂办公室里，罗永康给记者放了一段长达半小时的视频，视频记录着他们冒着雨帮村里人整修街道、流着汗帮村民修建房屋的忙碌身影。一幅幅画面推进中，小村庄一点点变得生动美丽起来。播放视频时，罗永康自始至终站在一旁，一句话也没说。

在收起播放设备时，他说，秋天驻村工作队开会，专门回放了这段工作视频。“我看着看着就流泪了，好几个人都哭了。”这泪水中包含着他们的辛勤付出，但更多的是欣慰。他说，看到村庄前后的变化，想着我们和村里人一起劳作的艰辛，就想哭。“虽然脱贫攻坚过程中有很多辛酸经历，但看到今天的变化，我们很高兴，很欣慰。”

走出那个厂房，罗永康在路上很认真地对记者说，在村里的这些日子，更加理解了群众的苦，懂得了什么叫把百姓小事放在心上，学会了如何更好地为群众服务。“不论今后做什么工作，我都有了方向，这个方向就是为基层百姓服务。”

一起流过汗的人，才会一起流泪。脱贫攻坚战打响以来，许许多多干部到最贫困地区，到最偏远的农村，和群众一起流汗。看着脱贫攻坚取得的成果，他们一起欣喜，也一起流泪。一位基层干部说，歌哭在一起，才理解了什么是人民，什么是群众。

难与暖

干部下乡驻村，带去了政策，推动着落实，破解了困难

身处一线的扶贫干部，对于脱贫攻坚的困难感触最深。不同地区面临不同的攻坚任务，遇到的困难也不相同。广东韶关要解决零星贫困，基层干部感到发展集体经济、增强村集体的统筹力量是最困难的事情。而陕西安康在秦巴山区，移民搬迁任务重。他们最迫切的是破解移民小区的社会治理难题。

困难如何破解？每一个基层干部都有一番理解。安康市汉滨区县河镇财梁社区是一个易地扶贫搬迁社区。整个社区200多户、800多口人，有57户是从外地搬来的。2011年就担任村党支部书记的余致平现在是社区党支部书记。从管理一个人人熟悉的村庄到管理一个不同人群组成的社区，他说，有一段日子非常困难，“给群众干活，怎么干都得不到认可，到处都是矛盾，当时都不想干了”。

他没有想到，在一次评选活动中找到了解决矛盾的办法。乡风文明是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2018年驻村干部帮助村里开展以乡风文明为主题的新民风教育。活动从评比开始，设立各种奖项，对群众进行表彰。第一次表彰会开过之后，他明显感到干群关系开始发生变化。他们把表彰固定下来，一个月评一次，一个季度表彰一次，到了年底大规模表彰先进。

他说，表彰重在倡导新风尚，一次表彰100多人，几乎每个家庭都尽量涉及。许多从来没有上过领奖台的人，领一次奖得到巨大鼓舞。他们接着开展了“为财梁说好话、为财梁带好头、为财梁添光彩”的“三为”活动。这项活动让村里人有了集体荣誉感，让社区慢慢温暖起来，也让余致平觉得更有干劲了。

贯彻落实政策是脱贫攻坚的有效途径。贵州沿河县志强村，贫困人口从45.7%下降到1.9%，用了3年时间。说起这个变化，石捍南感慨：“我们带给群众的就是落实政策，认真地落实上级的政策。”散落在各个角落的农村，是国家治理的终端和末梢。政策执行在长长链条的任何一个环节出现“梗阻”，都会影响政策效果和农村发展。数百万干部来到农村扶贫，正是带头去推动政策贯彻落实。

贵州省从江县加鸠镇是全县最偏远的山区乡镇。短短几年，这里修通了路，发展水稻、辣椒产业，组织农民外出务工，全乡的贫困发生率从55.6%下降到3.5%。镇长杨盛鹏说，实现脱贫最主要的原因是国家政策好、投入大。因为政策好、落实力度大，群众对党和政府的拥护也到了一个新高度。

脱贫攻坚的“困”在哪里？当然有自然环境不利的因素，但也“困”在乡村干部没有办法、本领不足上。因为“困”，所以“难”。大规模派干部下乡驻村，有一项重要职责是把党和国家的政策贯彻落实到村到户。他们带去了政策，还推动着政策的落实，破解了发展的困难。

情与愿

脱贫攻坚培养了干部对农村农民的感情，让他们对乡村振兴有了许多心愿

脱贫攻坚培养了一大批对农村和农民有感情的基层干部。

从机关和城里到农村去，许多干部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是不知道如何开展工作。村干部不放心他们，群众不相信他们。

贵州榕江县八开镇的一位干部说，脱贫攻坚以来，年轻干部在村里学会了怎样关心群众，如何体察民情，知道了怎样面向老百姓学习。贵州沿河县泉坝镇泉塘村驻村干部田卓从铜仁市政协机关来到村里之后，专门准备了一个笔记本，遇到村里的事情都记下来，尽量做到事事有回应。在村里一年，凡是村民生病的，他听说了都要去探望。他的体会是，以朋友和亲人的心情来对待村民，很多事情就好办了。

驻村干部拿出真情，也收获了农民的真情。贵州扶贫干部开展一项吃“连心饭”活动。驻村干部自带米面和菜，到帮扶贫困户家里去吃一顿饭。这个活动的初衷是让干部“检验”一下贫困户的生活是否有了改善。不料，这项活动却“吃”出很多感情来。记者到沿河县泉坝镇黄池村采访时，正遇上驻村干部李克相要去吃“连心饭”。83岁的村民张家清老人坚持让李克相坐“主位”，他说这个干部不仅帮助了他们家，还帮助了全村。

贵州榕江县计划乡加宜村驻村干部罗永康到岩寨自然村去吃“连心饭”，还“吃”出了一番误会。村里人一看帮扶干部来吃饭，以为他们要调走了。“饭吃完了，老百姓拉着手不让我们走，有的人还哭了。”罗永康感慨不已。

脱贫攻坚是一项艰苦的攻坚战。驻村干部都经历了不同的酸甜苦辣，也对农村和农民有了特殊的情感。说起脱贫之后的发展，说起乡村振兴，大家都有很多心愿。

广东韶关的农村干部盼望着能有更好办法激励农民。南雄市油山镇上朔村党支部书记彭宪平说，扶贫难，扶志更难，要更好地提高农民的思想意识。仁化县城口镇恩村党支部书记邓攸发也说，扶贫最难的是做群众的思想工作。

人们对就业和产业发展充满了期待。安康市汉滨区县河镇财梁社区党支部书记余致平说，后续帮扶还是要在就业上下功夫。“过去穷，老百姓是蹲在墙根晒太阳，现在不能让他们靠着楼房晒太阳。”

贵州从江县和沿河县的基层干部说，最难的是发展产业。现在，路通了，水电通了，但发展产业还缺乏人才。一位镇党委书记说，盼着乡村振兴能实现农村“人才回流”。沿河县泉坝镇捷克村第一书记何强说，农村党建工作要强起来，农村才能强起来。他2018年3月担任第一书记以来，在村里发展了两名年轻党员。他说，基层组织建好了，政令才能畅通，政策才能落实好。

脱贫之后如何振兴，是很多贫困地区一线干部心头的问题。刚刚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完成后，对摆脱贫困的县，从脱贫之日起设立5年过渡期。过渡期内要保持主要帮扶政策总体稳定。这让许多干部精神振奋。脱贫攻坚培养了青年干部对农村和农民的感情，也让他们对自己熟悉的农村如何发展有了许多心愿。相信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许多干部的美好心愿都将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