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郁症是影响人类健康最常见的精神心理疾病之一，中国是全球抑郁症负担较重的国家之一，其患病率增高给患者及家庭带来严重的不良影响，也带来相对较高的自残、自杀率和社会成本。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抑郁症等心理问题更加凸显，需要社会各界共同努力。

“一高三低”反映抑郁症现状

当前，抑郁症已经成为一个严重影响身心健康的疾病，存在发病率高，识别率、就诊率、治愈率低的现状。根据最新流行病学数据显示，中国抑郁症就诊率为8.7％，就诊患者药物治疗率是51.5％。也就是说，有90％以上的患者没有得到有效诊断和治疗，其中在就诊者中，接受药物治疗的患者只占一半，接受规范化治疗的更是少之又少。

专家认为，这与公众对抑郁症不了解、不重视直接相关。中华医学会精神医学分会副主委兼秘书长、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精神病学科主任王小平教授指出：“一高三低现象，很大原因是患者不愿贴上精神疾病的标签，甚至认为抑郁是思想上的问题，往往出现自杀等极端行为后才到医院接受治疗。”

“做好科普至关重要。现在很多非精神科医生对抑郁症了解不够深，更何况普通民众，因此既要对其他科医生做继续教育，也要让患者对抑郁症有正确的了解、判断和应对方式，这是提升识别率非常重要的工作。”中华医学会精神医学分会常务委员、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副院长马现仓教授认为：“目前探讨有效的治疗手段和方法，提高患者的治愈率、减少复发率和增强患者的社会功能，是抑郁症临床治疗的当务之急。”

尽早规范治疗提高治愈率

抑郁症是一种慢性疾病，对它的治疗需要经过急性期、巩固期、维持期三个阶段，基本的治疗时长平均都在18个月以上。专家认为，只要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尤其是规范治疗，目前抑郁症是可以达到临床治愈的。抑郁症首发急性期是最佳治疗时机，在此期间如果治疗方式不恰当，急性期患者的症状没有得到有效缓解，则会导致最终的治愈率下降。

随着对抑郁症认识的逐步加深，医学界对其治疗目标从早期仅关注情感症状的改善，转变为全面改善情感、躯体、认知三维症状及社会功能恢复。在抑郁症患者的经济负担中，疾病治疗成本仅占小部分，因工作能力丧失产生的间接成本占全部经济负担的80％以上，因此，功能恢复是评估抑郁症治疗是否成功的关键。王小平教授指出：“临床治疗目标不仅是消除症状，避免复发，还要让患者恢复社会功能，回归正常的工作和生活。”

抑郁症的治疗是一种综合性的治疗，以药物治疗为主，辅以心理治疗和物理治疗。临床上常用的新型抗抑郁药主要有三类：一类是SSRI类药物，广泛应用临床，侧重改善抑郁情绪、情感症状；二类是SNRI类药物，如选择性5－羟色胺和去甲肾上腺素再摄取抑制剂，既缓解情感症状，也改善躯体症状；三类是多模式药物，不仅能抑制5－羟色胺转运体，还能调节5－HT1A、5－HT1B等受体，如多靶点作用机制的新型抗抑郁剂心达悦（氢溴酸伏硫西汀片），得到国际权威指南一线推荐。

要强调社会功能的恢复

抑郁症的治疗之所以强调社会功能的恢复，原因在于因抑郁症造成误工和工作效率低下带来的损失比疾病本身的治疗负担更大。据估计，全国每年因抑郁症导致约494亿元误工费、医疗费和其他费用的损失。WHO调研发现，在抑郁症治疗方面每投入1美元，可在恢复健康和工作能力方面得到4美元的回报。

在王小平教授看来，抗抑郁创新药表面看费用偏高，但在恢复患者的社会功能、减少自杀率方面，其综合获益可能更高。集采也好，医保谈判也罢，都需用精确指标来权衡，既要降低虚高的药价，也要保障企业持续创新的积极性，任何医学干预都应站在患者角度考虑其成本效益。新药使用量越大，边际成本越低，这是良性循环。

马现仓教授分析：“从卫生经济学角度讲，不能仅看医保前期支付了多少，而要看患者恢复社会功能后能为社会贡献多少价值。若患者不回归社会，其社会贡献基本为0，社会反而需要从其他方面为其提供保障。建议相关部门在诊疗方案中强化这一点让更多患者获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