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五”大幕即将开启。我们应当以怎样的战略眼光把握“十四五”发展大势，如何理解新发展阶段、新发展格局、新发展理念的辩证统一，如何找准关键环节布局落子，从而在国际经济、政治格局大变动中更好地与世界合作、更好地发展自己？这些问题至关重要。为此，经济日报记者专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就这些问题进行深入阐述。

以远见见未见——

破解“成长中的烦恼”，要有打持久战的历史耐心

记者：从明年开始，我国将进入“十四五”时期，这是发展的新起点。但不容忽视的是，我们面临的国内外环境依然复杂，既有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的挑战，也有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艰巨繁重的压力，对这些重要问题，必须从持久战的角度加以认识。着眼长远，您觉得应以怎样的战略眼光来把握“十四五”发展大势？

蔡昉：确实如此。展望和部署“十四五”，应该结合今后更长一个时期，即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的目标来把握，因为“十四五”将是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的5年。这个时期，我们面临的国内外环境充满了机遇和挑战。

从国际经济环境来看，存在着诸多不利的因素。首先，在过去一二十年里，由于人口老龄化、生产率进步缓慢和贫富差距扩大等原因，发达国家乃至世界经济处于一种以低通胀率、低利率和低增长率为特征的“长期停滞”状态。其次，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产生一股逆经济全球化风浪，国际经济治理中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和单边主义明显抬头。第三，新冠肺炎疫情以来，各国发展的内顾特征进一步增强，全球供应链具有割裂和脱钩的危险。此外，许多国家从疫情影响中复苏也将是缓慢和漫长的。

从国内来看，我国经济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人口老龄化加速，在2010年经历了劳动年龄人口从增长到减少的转折点，降低了我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这亟待加快以新动能取代旧动能。今后5年到10年，我国总人口的变化趋势，不可避免地从需求侧给经济增长带来影响，需要保持经济增长需求因素的均衡与可持续。

然而，上述因素带给我们的既是挑战也是机遇。这些挑战其实都属于我国在经济社会成长中面临的挑战，属于“成长中的烦恼”，需要有打持久战的历史耐心和久久为功的扎实步伐。发展阶段的变化是一种必然性，因此这些挑战也是不可避免、不可回避的。应对这些挑战，我们要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从而把挑战转化为机遇。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成功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美经贸摩擦和新冠肺炎疫情等冲击，充分表明我国制度的无比优越性、中国经济的活力和韧性、亿万人民群众的创造力和奋斗精神。这都是我们化挑战为机遇的重要因素。

以明辨辨全局——

战略方位、布局、理念三者在逻辑上密切联系

记者：我们观察到，对于当前和“十四五”时期发展，中央强调，很多问题必须从战略和全局高度来谋划和推动解决，并特别提出“进入新发展阶段”“构建新发展格局”“把新发展理念贯穿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这三个“新”应该是前瞻未来经济发展的“战略方位”“战略布局”“战略理念”，是判断经济走势、做好经济工作的立足点。在您看来，这三者之间是什么关系，我们应该怎么把握？

蔡昉：“战略方位”“战略布局”“战略理念”三者在逻辑上是密切联系的。战略方位是对我国经济中长期发展作出的政治判断，战略布局是在新发展阶段的统筹部署，战略理念是新发展阶段形成新发展格局的科学指引。

前面讲到的国内外环境变化及其带来的挑战，其实都与我国经济所处的发展阶段和即将进入的新发展阶段有关，因此，前瞻未来需要作出正确的和准确的战略判断，关键是认识这个新阶段带来的主要挑战是什么、保持中国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点在哪里。

从进入21世纪第二个10年后，长期支撑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人口红利逐渐消失，从生产要素供给和配置等方面降低潜在增长率。基于这些变化，中央作出了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战略判断，提出了新发展理念，部署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转换增长动能实现高质量发展等一系列任务，着眼于从供给侧提高劳动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和潜在增长率。随着世界经济进入衰退和停滞状态，尤其新冠肺炎疫情之后，将与逆全球化现象一道构成于我不利的国际经济环境和外部需求因素。与此同时，我国人口进一步老龄化等因素，也会从需求侧带来冲击。如何稳定和扩大内外需求，保持经济增长符合潜在增长率，保持在合理速度区间，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需求侧现实挑战。

因此，中央提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战略决策，十分及时而重要。这是内需与外需、投资需求与消费需求、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供给侧改革与需求侧政策相互协调和相互促进的格局，要求进一步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推动一系列制度建设和政策调整。

进一步改革开放和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遵循新发展理念，通过创新发展实现发展方式转变和发展动力转换，通过协调发展实现发展更加平衡和均衡，通过绿色发展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以及发展的长期可持续，通过开放发展实现发展的内外联动和国内国际循环相互促进，通过共享发展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改革开放发展成果的充分分享。

以笃行行担当——

利用大国效应，实施比较优势发展模式的新版本

记者：统筹考虑短期应对和中长期发展，既要在战略上布好局，也要在关键处落好子。我们应找准哪些关键领域布局落子，从而把我国发展的巨大潜力和强大动能充分释放出来？

蔡昉：我们经常说“中国号”巨轮，一个涵义就是我国具有超大规模经济体自身的优势，在传统比较优势逐渐消失和传统增长动能弱化之后，可以充分利用这种大国效应，拓展出新的比较优势，形成新的增长动能。依据比较优势原则的发展模式既没有失去有效性，也需要根据发展阶段变化不断拓展。形成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应该顺应全球化的一些变化特征，实施比较优势发展模式的升级换代新版本。

第一，从产品贸易到价值链贸易。以计算机和互联网技术广泛应用为特征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蓬勃发展，使每一种产品的生产都要依靠其他（国家）生产者提供的部件和成分，任何国家都不再能够宣称拥有独立生产某种产品的比较优势，传统的产品贸易相应变成了价值链贸易。因此，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的制造业产品生产国和出口国，实际上是在全球价值链和供应链中地位的表现。全球价值链的发展以及贸易模式的相应转变，增强了中国产业的穿透力，即便在失去劳动密集型产业比较优势以后，仍可借助在诸多生产过程和技术环节中的价值链比较优势，紧密镶嵌在全球供应链之中，避免不必要的和有害的脱钩。

第二，从雁阵模型的国际版到国内版。以往的经验是，当一个经济体丧失劳动力丰富这一资源比较优势之后，劳动密集型产业相应转移到具有更丰富劳动力的其他经济体。这表现为东亚地区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依次从日本转移到“亚洲四小龙”，再到东南亚等国家，及至中国的沿海省份，这被经济学家概括为“雁阵模型”。由于我国是一个资源禀赋和发展水平都具有较大区域差异的经济体，传统产业在向其他国家转移之前，尚有较大的余地在国内不同地区重新配置。这种实践也可称为“国内版雁阵模型”。产业在区域间转移本身，以及派生的具有补短板性质的后发地区基础设施建设，都可以显著地提升投资需求。由此来看，补齐发展短板与开启新增长点，两者既是一致的，也同样拥有巨大的需求潜力。

第三，从关注供给侧到关注需求侧。传统比较优势理论关注的是国家之间在生产要素相对稀缺性上的差异，国际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依托的都是资源比较优势带来的较低生产成本。其实，对投资者和合作者来说，潜在的消费者群体和销售市场，从来都在决策中占有足够大的权重。面对拥有世界最多人口和庞大且日益增长的中等收入群体的中国，贸易伙伴和投资者在进行这样的决策时，十分看重这个市场优势。即便是在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清醒而睿智的合作伙伴在对供应链进行脱钩还是不脱钩的权衡时，中国的超大规模市场会更有利于做出不脱钩的决策。对我国来说，越是通过提高居民收入、改善收入分配和加大再分配政策力度，充分发挥超大规模市场的作用，就越是能够稳定并提升自身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