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 勇

结构性改革是国内大循环的根本保障，也是畅通国际循环的原动力；更高质量的国际循环反过来也将提升国内资源、要素市场化配置的效率，两者相辅相成。唯有坚持在推动双循环发展中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才能在不稳定不确定性因素增多的世界上立于不败之地

近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布最新《世界经济展望报告》，预计2020年中国经济将增长1.9%，是全球唯一实现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这是对我国在短期内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相关成效的最新注解，也凸显了党中央坚持底线思维、增强忧患意识、有效防范和积极应对各种风险挑战的重要意义。

与此同时，《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也指出，世界经济仍然面临三组风险因素。一是疫情传导的路径、持续的时间及公共卫生措施的有效性；二是需求疲弱以及供给潜力的受损程度；三是金融市场情绪及其对全球资本流动的影响。

面对依然存在的较高不确定性，我国需要在推动双循环发展中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

历史经验和实践表明，新兴市场在经济发展和现代化道路上通常面临内生性危机和外源性冲击的双重压力，而且在特殊时期和条件下，两者可能形成自我强化的负反馈循环。新兴市场自身的脆弱性既是内生性危机的诱因，也是放大外源性冲击的介质。对前者而言，脆弱性暴露出了自身结构和制度的缺陷，主要表现在生产结构单一、财政赤字严重、国际收支失衡、社会保障乏力、政府治理薄弱等方面。对后者而言，新兴市场通过贸易、投资、金融和大宗商品等渠道暴露并放大了相关风险。最终，内生性危机往往带来经济发展模式转型或“对改革的再改革”等发展战略的变革，外源性冲击往往带来对结构性改革和政策框架的微观调整。因此，为打破可能形成的负反馈循环，新兴市场国家必须从解决自身脆弱性入手。

基于国际秩序变革和世界经济深度调整，我国提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正是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大举措。换句话说，结构性改革是国内大循环的根本保障，也是畅通国际循环的原动力；更高质量的国际循环反过来也将提升国内资源、要素市场化配置的效率，两者相辅相成。

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凸显我国超大市场规模和内需潜力优势，其着力点主要集中于促进消费、稳定投资和加快产业升级。就消费而言，既要通过收入分配改革提升居民可支配收入，以扩大私人消费的增量空间，又要通过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以消除居民消费的后顾之忧。就投资而言，加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强新型城镇化建设，加强重大工程建设，是发挥投资关键作用的重要支点。就产业而言，既要通过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制定制造强国目标以及提升服务业质量等举措，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也要利用区域发展差异、产业技术梯度等，提前布局并保持产业链供应链稳定。

与此同时，新发展格局不是封闭的国内循环，而是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这种开放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自身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例如，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以及支持深圳实施综合授权改革试点等，都是我国探索和推进更高水平开放的战略选择。二是以“一带一路”建设为抓手加强多层次、多领域的国际经济务实合作。促进互联互通、坚持开放包容，是应对全球性危机和实现长远发展的必由之路，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可以发挥重要作用。

尽管我国经济在疫情冲击后率先复苏并在总体上保持长期向好趋势，但我国也进入了国内外各方面风险挑战不断积累和集中显现的时期。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提升应对风险挑战能力是苦练“内功”，而促进更高水平的国际循环是在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中历练自己的“试金石”。简言之，唯有坚持在推动双循环发展中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才能在不稳定不确定性因素增多的世界中立于不败之地。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