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随着国际国内经济下行压力的逐步增大，在区域经济中扮演重要角色和承担拉动作用的园区经济承压日重。这种压力不仅表现为因疫情影响、产业链梗阻和市场需求受制而导致的园区产业集群复苏迟缓产出乏力，曾经持续很长时间的外延型过度扩张等模式依赖，也是制约当下地方一些园区运营困难的关键症结。

改革开放以来，以高新区、经开区、城市新区以及各类区域产业园区为主的园区经济在区域创新、产业结构升级、做强实体经济以及产城互动方面发挥了重要引领示范作用。有研究表明，以66个城市为样本，各类园区对所在城市地区生产总值平均贡献度逾12%，园区在研发投入、营商环境等经济转型指标上更是遥遥领先于传统行政区。

但是，随着这种高效的产业发展平台模式在全国各地大规模复制，产业园区集约化建设、集聚化发展和专业化服务的特色优势逐渐开始发生衰减。究其原因，一是招商引资压力下的园区同质化竞争倾向严重，进而导致园区产业聚而不“集”，产业逻辑疏散，难以形成“链能”优势。园区同质化现象，一方面源自上级单位的分类考核导向模糊；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区域招商引资统筹能力的不足。二是基于外延式扩张冲动的过度举债现象。曾几何时，为提高园区扩张效率，很多地方开始引入对传统行政区社会事务的托管模式，拆迁征地规模呈现加速增长态势。骤然上升的开发成本自然有赖园区融资平台实施资本运营，而其所积聚的园区系统性财政风险和运营成本也显而易见。三是体制机制回归导致园区的专业化服务能力和水平蜕变弱化。随着园区托管模式的普遍推广，原来仅聚焦产业运营的各类园区管委会机构日渐庞大，所承担的行政和社会事务空前庞杂，使得原本专业高效的扁平化产业治理形态倒退回层级复杂的条块格局。不少园区企业反映，如今当地园区干部的主要精力都在招商引资，而对于存量企业的深层次发展需求投入的关注和服务却大不如前。笔者无意否定产业园区的产城融合发展趋势，但从区域经济治理角度考量，产城融合的关键和初衷应该在于坚守全域统筹理念，努力追求新时代经济治理模式的再创新再升级，而不是以外延扩张为导向、以牺牲园区服务效率和专业水准为代价的体制机制的回撤。

经过多年体制机制创新，我国园区经济在促进区域经济发展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当前，面对复杂的国内外经济形势，作为伴随着改革开放应运而生的最具创新基因的各类经济园区，更应该主动走出模式依赖、路径依赖，大胆创新，为实体经济全面复苏蹚出更多新路子，创造更多新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