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末，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首次超过60%，但仍远低于发达国家80%的平均水平。如何抓住城镇化带来的机遇，为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专家认为，应加快建立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解决城乡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从而释放巨大的内需潜力和发展动能，不断提升城镇化发展质量。

城镇化是国家现代化的重要标志。2019年末，我国城镇常住人口84843万人，占总人口比重为60.60%，这是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首次超过60%。

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稳步推进，发展质量稳步提升，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表现之一。当前，我国城镇化水平与发达国家仍然有着不小的差距。如何抓住城镇化带来的机遇，为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消除城乡发展不平衡

过去10年来，我国城镇化率每年约提升1个百分点。2019年末我国城镇常住人口城镇化率首次超过60%，比上年末提高1.02个百分点。

“从城镇化率看，我国基本完成了《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提出的目标。”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夏丹表示，我国经济总量增长如巨舰前行，但不同区域发展差异较大，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突出。城镇化率稳步提升，在很大程度上表明我国缩小城乡二元分化、破解地区割裂分散取得了长足进步。

“2010年，我国城镇化率约为50%。然后我们用了将近10年时间，使城镇化率迈上了新台阶，这一成绩来之不易。”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经济政策委员会副主任徐洪才说，近年来，许多“新市民”的生产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改变。从农民变市民，既带动了消费市场空间稳步扩大，推动了消费升级持续加快，也在客观上推动了商品和服务供给质量和水平稳步提升。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蔡翼飞分析说，从发达国家发展经验看，城镇化率超过60%以后，城镇化速度会出现一定程度放缓，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也将发生一些变化。

“过去，劳动力、资本等要素向城镇大规模集聚产生规模经济效应，驱动了生产效率提升和经济增长。但是，随着城镇化推进速度放缓，要素集聚速度会下降，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驱动将从供给端转向供给、需求双驱动。”蔡翼飞说，目前，我国城镇常住人口规模已超过8亿，挖掘城镇人口的消费潜力，将有助于缓解我国经济发展中出现的内需与外需、投资与消费等结构性失衡问题。而且，随着我国城镇化率超过60%，有必要也有条件下更大力气去解决城乡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

蔡翼飞表示，当前最大的发展不平衡是城乡发展不平衡，最大的发展不充分是农村发展不充分。因此，要通过走“以城带乡、以工促农”的路子，加快建立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为顺利推进乡村振兴提供制度保障。

专家还表示，城镇化水平持续提高，会使更多农民通过转移就业提高收入，通过转为市民享受更好的公共服务，从而使城镇消费群体不断扩大、消费结构不断升级、消费潜力不断释放，也会带来城市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和住宅建设等巨大投资需求，这将为经济发展提供持续动力。

释放巨大内需潜力

尽管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超过60%，但仍远低于发达国家80%的平均水平。这意味着我国的城镇化发展依然有着巨大的空间，城镇化过程中蕴藏的经济发展潜力更是巨大。

“城镇化是我国最大的内需潜力和发展动能所在，推动城镇化持续健康发展，对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将起到重要的支撑作用。”蔡翼飞表示。

“城镇化会直接带来基础设施投资持续升级。”夏丹说，旧城改造、智慧城市建设将加快；轨道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规模也会不断扩张；新基建也将进一步提速，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

产业转移和产业转型机遇也会更加明显。夏丹表示，在城镇化进程中，城市功能的调整提升有利于推动产业空间布局重塑，形成更为合理的区域协调分工。同时，“排头兵”能更多肩负高精尖技术研发应用和产业升级职能，引领智慧城市兴起。

在徐洪才看来，城镇化率每年继续提高一个百分点，意味着会有越来越多农民变成市民。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会带来水、电、气、交通等基础设施和医疗、教育、卫生等公共服务供给的增加，从而带动消费需求规模扩大和档次升级。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副教授汪彬表示，随着新型城镇化持续推进，一方面，大城市将更具针对性地解决“城市病”问题；围绕都市圈、城市群互联互通方面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建设的投资机会将大量释放；城市老旧小区改造、智慧城市建设以及商业便利化改造也会带来巨大投资空间。另一方面，中小城市尤其是县城补短板的力度也将进一步加大。

“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是经济转型升级的内在需要。”福建师范大学经济学院院长黄茂兴表示，从另一个角度看，城镇化建设也是促进就业的重要出路，对于完成“六稳”“六保”工作任务有很大促进作用。

推动农民变市民

根据世界城镇化发展普遍规律，我国仍处于城镇化率30%至70%的快速发展区间。随着内外部环境和条件的深刻变化，城镇化必须进入以提升质量为主的转型发展新阶段。

“如果没有产业强力支撑，城镇化就可能产生‘空城’‘鬼城’。”徐洪才建议，要重点解决好产城融合问题，要通过支持产业高质量发展带动城镇化质量提升。这就必须加大对农村转移人口的劳动技能培训，使劳动力素质与产业发展水平相匹配，帮助农村劳动力更好地在城市安家落户。

徐洪才还建议，在城镇化过程中，要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力度，使基础设施水平与产业发展相适应，努力为各类生产要素的适度集中创造便利条件，使产业的集聚效应得到有效释放。

夏丹告诉记者，当前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不到45%，这意味着城市中许多人没有享受到与户籍绑定的城镇人口权益。因此，要围绕“人的城镇化”，不断提升城镇化质量。一是与生存相关的质量问题，包括就业结构、大城市高房价、环境污染治理问题；二是与户籍相关的质量问题，在放宽落户条件、促进劳动力要素自由流动同时解决医疗、教育等公共资源服务的供应和匹配度；三是城市建设相关质量问题，如智慧城市的更新与转变、土地资源的利用和改革、应对突发事件能力提升、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和保护等。

“推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核心任务。”蔡翼飞建议，当前，一是要进一步放开农业转移人口落户限制，尽快放宽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人以上的Ⅰ型大城市和特大超大城市落户限制，并逐步取消其他城市落户限制；二是提高进城农业转移人口的就业能力，提高其融入城市的能力；三是提高进城农业转移人口的落户意愿，维护好进城农村贫困人口的权益，消除其后顾之忧。

蔡翼飞还表示，随着城镇化快速推进，一些领域形成了短板弱项，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因此，要注意解决好城镇建设的投融资机制问题，精准确定投资领域，特别是要确定对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影响较大，但市场不能有效配置资源、需要政府支持引导的公共领域，加大政府财政资金支持，积极吸引社会资本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