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梁剑箫

当前，我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向好态势进一步巩固，复工复产取得重要进展，但国内影视行业的现状却依旧严峻。天眼查数据显示，2020年前两个月，影院类企业新增不到8000家，与2019年同期相比，我国影院类企业新增数量下滑25%。

与此同时，因疫情停业3个月之后，一些影院宣布永久闭店。比如老牌影院——天津橙天嘉禾银河影院，在经营了2752天后，于2020年4月17日永远关上了大门。

危中求机

“2019年的影视业本已身处寒冬期。现如今，严冬未过春寒又至，巨亏、跑路、破产成了影视圈内出现频率最高的3个词。”中航证券互联网与传媒行业分析师裴伊凡感叹道。

2020年3月21日，职业电视剧编剧徐蕾蕾接到制片方通知，原定5月份开机的一部30集革命题材电视连续剧延期，具体开机时间不详，听候通知。“原本还想着，这部戏赶稿压力很大，只给了3个月剧本创作期，我已经做好了一边开机一边写本子的准备。但受疫情影响，交稿期延长了，给了我喘息之机。”徐蕾蕾说。

和已拿到预付款的徐蕾蕾相比，作为同行的林超则没有那么幸运。3月初，甲方找林超谈一部网络剧项目，要求先出大纲，比稿（同时找其他若干编剧写大纲，择优选择）后再付大纲费用。虽然条件苛刻，甚至不符合行规，但林超忍了。“这是我今年接到的第一个活，眼下正值疫情，行业前景很不好说，为了生计只能先答应这种‘不平等条约’。”林超苦笑着说。

最后，林超的大纲未能胜出，算是做了无用功，甲方同时找了5位编剧比稿。“其实，甲方也不容易。非常时期，市场上项目变得越来越少，他们过度谨慎也在情理之中。”在这样的行业环境下，林超已经开始琢磨转行了。

“僧多粥少”，这就是当前影视市场的现状。

产业链各环节都因突如其来的疫情而充满变数，不得不危中求机、险中求稳。记者从业内了解到，某影视公司老板在疫情之前就压着3部戏没播，资金流本已捉襟见肘，原计划通过引进新戏的投资缓解压力，未曾想疫情之后投资方要求延后注资。该老板没辙，只好找朋友借钱，拆东墙补西墙。

慈文传媒集团创始人、首席内容官马中骏告诉记者，原本春节后，计划开机《紫川》《天涯客》《时光分岔的夏天》等多部剧，如今全部延期。“我们只能继续苦练‘内功’，将准备工作做得再充分一些，比如进一步优化剧本以及美术服装道具等。而且工作方式发生了改变，部分员工依旧处于云办公、云会议状态，办公效率还是打了折扣。”马中骏说。

中央戏剧学院电影电视系主任武亚军认为，这次疫情对影视行业影响可以说是全链条、全域性的，制作公司、传统影院、从业人员都处于被动休眠状态，出现“关、停、减”并发情况。存在影院封闭、项目搁置、大量人员处于无业状态、企业资金回笼受阻、再生产资金短缺等问题。

武亚军表示，一些极端情况也相继出现。比如，“春节档”本来应该出现的《唐人街探案3》《夺冠》等电影“血拼”的市场现象，由于防疫要求而以“0票房”休战；2020年，全国电影票房能否在客观上和2019年持平，已成未知数，这种情况在国内电影史上绝无仅有。

“人员、企业和行业三方面都受到严重影响。大量人员因停业失业，面临转岗；企业在所有项目停滞背景下，需要承担沉重的人员、设备、空间、资本带来的成本压力。行业在遭受重击的基础上，还要面对突然加速的互联网转型。”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管理学院副教授王青亦说。

“电影内容出品方，有的无奈接受撤档现实，有的则曲线自救转战视频平台网络首映。电视剧企业则普遍面临三大难题：筹备开机的项目需要延期开机；正在拍摄的电视剧受疫情影响处于停工状态；在公司人员未能完整正常复工状态下，剧本创作、后期制作也均有延缓。”裴伊凡说。

忧中有喜

短期内影视业前景如何？这需“影”“视”分而观之。

“电影生产企业情况不好估计，要根据疫情防控工作要求视情况而定。有观点认为，防控工作胜利后，会迎来一波院线电影的‘报复性观影’热潮，但我认为不会。”武亚军认为，一是观众群体目前已经比较成熟，不会因为一段时间没有前往影院观影变得需求旺盛；二是经过一段时间停工停产，部分观众实际消费能力降低，文化消费需求也相应减弱。“即使影院正常营业，恢复到历史同期水平也需要一段时间。不过，随着疫情好转，院线电影中的‘头部’影片极有可能在‘国庆档’集中排映。届时将可能掀起一次小的票房高潮。”武亚军说。

裴伊凡认为，对于电影院线，疫情出现或将改写整个行业规则和竞争格局。“全国影院暂停营业，倒逼传统影院业务转型升级。影院不再过度依靠票房收入来源，未来可能会转型多元化经营、场景设置，迈入精细化管理时代。”裴伊凡说。

记者获悉，近年来，影院建设增速较快、市场竞争激烈，单体影院平均收益已在持续下降，市场加速淘汰落后、过度投机的影院，影院屏幕数量几乎腰斩。疫情期间，头部院线和优质内容制作公司抗风险能力凸显；疫情之后，影院进入买方市场，行业有望并购重组，集中度进一步提升。

与传统影院消费停滞相反，疫情期间传统电视媒体和新媒体表现活跃。武亚军表示，疫情期间，电视剧平均收视率高于往年同期。即使到了4月中旬，排名前三的电视剧平均收视率仍旧达到了近2.4%。同时一些经典电视剧的复播，收视率也不俗。

同时，网播电影、电视剧也显示出强劲活力。“疫情期间的点播率超常规走高，虽然没有出现‘现象级’爆款作品，但12集的网络生活剧《我叫余欢水》等却获得良好口碑。爱奇艺、腾讯、优酷等视频平台设立了居家专区，以抗击疫情为主题，将2019年影响较大的《中国机长》《半个喜剧》等优秀电影作品在专栏中投放。”武亚军说。

这也恰恰说明，在社会“流动性”受阻情况下，传统电视媒体、新媒体发挥了分散获取、个性调度的优势。

“悲喜交加”的行业复杂性也表明，一些观众观看习惯可能发生深刻改变。未来的影视行业，特别是电影产品，线上线下互动会更为紧密，甚至可能引发新媒体诱导院线电影消费的情况出现。“当更多观众被动选择线上观影时，网络舆论对观众的消费偏好自然会有所培养。一些网络平台也利用大数据对用户偏好开展更为全面和科学的采集、分析，形成更加精准、有效的数据结论，为今后线上线下作品策划、宣发奠定精准布局的基础。”裴伊凡说。

“对于影视行业来说，越是处于灾情，越可能酝酿机遇。比如，分账剧、分账电影、短剧、微综艺等，都有很大发展潜力。”马中骏说。

亟待“破冰”

面对当前影视业的复杂情况，接下来要如何注力施策？

裴伊凡认为，从电影层面来说，疫情之后应加强与互联网平台合作，实现“线上+线下”的分线发行，根据电影类型，满足不同人群观影需求。“疫情期间，在线视频成为很多人观影的重要平台。尽管院线电影在线下以观影体验和用户社交构建起的壁垒还难以取代，但互联网发行对多元观影场景的挖掘，以及网络观影的习惯培养，将在未来成为瓜分观影注意力的一环。网络消费模式可以成为一种有效补充，成为一个增量。”裴伊凡说。

武亚军认为，2020年上半年已经排映而未放映的院线电影，足够下半年消化；一些本来计划2020年上映影片的排片销售会挤压到2021年，势必要与本来就在2021年准备排映的电影形成叠加，届时将分散观众，摊薄票房红利。“今年尚未投拍的院线电影，要想在这种叠加效应中‘出位’，必须用作品质量说话。需趁此休眠期，提升公司经营质量和产品质量，由粗放式发展变为精品化发展。”武亚军说。

对于电视剧网络剧行业而言，疫情结束后，将有一大批电视剧项目复工。为了加快资金回笼，尽早产生效益，赶工、抢时段、抢页面位置等情况也将出现。“但无论如何，质量好的作品仍旧能成为电视台和平台首选，具有更大主动性。”武亚军说，质量应是电视剧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对电视台、新媒体平台等播出方来说，这是一次难得的消化原有剧集储备，去库存、减余量的调整期。

据统计，2019年共有905部电视剧立项，有700余部电影拍摄完成。在线上线下，实际只能看到350多部剧集和远少于成片的院线电影，大量影视作品积压。“播出方应尽量盘点积压产品，有序投放，填补观众需求，合理削减库存，利用好这个对播出方十分有利的窗口期。”武亚军说。

“从良性发展来看，无论是平台还是内容制作方都要坚持创新，包括题材创新和内容创新，应尝试做点不一样的作品贡献给观众、贡献给行业。影视公司还是要以内容为本，坚持优质内容开发。”灵河文化创始人兼CEO白一骢说。

从政府层面来说，应该认识到，影视产品是国家文化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影视企业的向心力则是保证国家文化安全的重要基础。影视企业的大量倒闭以及从业人员流失，会削弱大量从业人员对行业的信心。

“有关部门应在税收政策、人才鼓励等方面给予优惠和照顾政策。”武亚军认为，有条件的地方，应该对当地社会美誉度高、提供就业岗位多的影视企业分层分类给予临时性补贴，使他们尽快走出困境。同时，想办法让播出平台（特别是新媒体平台）尽快消化库存，为后续可能到来的“剧潮”腾出足够空间，尽快促进正常生产。

记者了解到，国家电影局近日已协调财政部、发改委、税务总局等部门，研究推出免征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以及其他财税优惠政策。同时，加大对重点影片创作和宣发支持力度，指导各地出台帮扶电影企业纾困发展的政策措施。国家电影局还积极组织优质片源，丰富电影网络供给，满足人民群众当前居家观影需求。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电视剧司近日召开网上视频会议，研究部署帮助电视剧行业应对疫情影响有序复工复产的工作措施，以及印发《关于统筹疫情防控和推动广播电视行业平稳发展有关政策措施的通知》，就支持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行业积极开展疫情防控、有序做好复工复产、实现行业平稳发展发布了有关政策措施。

王青亦认为，应加快网络化和数字化转型，加强影视企业数字化管理、推广线上办公，推动影视企业从要素投入向内生效率提升转型。“把握好大趋势，潜心精耕细作，多酝酿优质作品，这才是影视企业突破困境之关键。”沈阳当年情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负责人郝佳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