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消费往往表现为行政管理、科教文卫、社会保障、环境保护、国防安全以及公用事业等方面的物质与服务消耗。这种消耗是为社会公众购买公共物品与服务。因此，公共消费又被称为“社会公共消费”。

作为社会最终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共消费能够直接带动居民消费，进而产生消费“乘数效应”。以杭州市为应对疫情发放的面值10元消费券为例，根据有关测算，政府部门每支出5元，就能拉动社会消费289元。当然，像消费券这种公共消费的拉动效应只是非常时期的暂时现象，从长期性与常态化角度看，公共消费确实可以对居民消费产生非常明显的引导效应。

一般而言，公共消费合理增加，代表着可以供给的公共物品与服务数量增加，以及效率的改良与质量的提升，增强公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比如，医疗保险比例的增加，意味着公民健康保障能力的强化；教育资源更加充足，可以让公众享受到低成本提高自身与子女素质的红利。在这种情况下，居民部门就会大量替换出用于教育、医疗等方面的支出，并将其转化为其他方面的消费，居民消费由此得到扩张。

公共消费除了具有拉动居民消费进而促进经济增长的经济学意义外，还蕴含着丰富的社会学意义。公共消费的资金来源于公共财政，即公共税收形成了公共物品与服务，从这个意义上说，公共消费代表的是社会财富的二次分配。更重要的是，公共消费的服务指向是社会公共目标，尤其是由此衍生出的公共用品具有公益性、保障性、福利性与共享性特征。这样一来，公共消费又承担着促进基本消费平等化的重任。也就是说，公共消费将经济激发功能和社会调节功能融于一身，对经济与社会、效率与公平的关系起着润滑与平衡作用。

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公共消费还有合理增加的空间。但要明确的是，合理增加的公共消费应当是能够高效率地转化为社会公共产品、以及为社会大众所共享和为社会带来普惠福祉的公共消费，类似于使用超标办公室、“三公”经费支出等不仅不能纳入公共消费的增加范畴，还应该大力度与合标化削减。还须看到，公共消费的基础是公共财政收入，我国财政收入增速近些年稳中有降，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今年的财政进账难免受到影响，这就决定了公共消费在合理增加规模的同时，更应该注重提高公共消费的使用效率和带动效应。

公共消费的最终目标是增加令公众满意的公共物品与服务。因此，从购买程序开始，应当对准市场与民众需求，加强对小微企业产品与服务的购买，并突出补短板导向。一方面，侧重循序增加卫生健康、环境保护与科教培训等方面的支出占比；另一方面，契合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重点，加强农村学校幼儿园设施、医疗网点以及乡村两级图书馆等方面的建设，促进公共消费城乡平等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