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港澳三地具有优势互补的天然条件，携手打造全球创新高地意义重大、势在必行。如何打通发展中的痛点难点堵点，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重要课题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是支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战略。2019年2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并明确提出“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首要任务。这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国家重大发展战略。要高标准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国家科技创新中心，需要从源头优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布局，打通痛点难点堵点，更好地推动各项建设任务落地。
大湾区内创新要素不断优化集聚
广东省始终把创新驱动发展作为核心战略，推动《关于进一步促进科技创新的若干政策措施》《广东省自主创新促进条例》等一系列政策法规出台。同时，制定落实创新驱动发展“八大举措”，建立可量化、可监测落实机制，积极推动由科研管理向创新治理、由项目管理向创新服务转变。
积极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基本摆脱了“三来一补”传统产业发展模式，形成市场机制、需求导向、企业主体的产业创新路径。一方面，狠抓创新型企业和高新区高质量发展，涌现出华为、腾讯等国际竞争力强的科技型龙头企业，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和科技型中小企业数量均占全国四分之一以上。另一方面，加速培育5G通信、4K/8K新型显示、生物医药等未来新兴产业，提升电子信息、绿色石化等万亿级产业发展质量。传统的房地产、金融保险业企业积极向高技术和制造业转型。
集中攻克关键核心技术。把解决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作为“重中之重”，着力“稳链、补链、强链”。在重大创新平台建设上，率先在网络空间与安全等领域启动建设10家广东省实验室，实行省级登记、不定级别、人财物自主管理等制度，开展前沿战略研究。在自主攻关上，围绕网络与通信、人工智能等9大重点领域，布局建设一批高水平创新研究院，实施一批“先手棋”项目，在推动“芯片+软件”国产替代，实现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方面取得积极进展。
不断拓展深化粤港澳科技合作。粤港澳三方积极互动，围绕“钱过境、税平衡、人往来”开展政策创新，大湾区内创新资源自由组合流动逐步加快，创新要素不断优化集聚。
亟需国家层面对科技力量布局进行战略性优化调整
思想认识不完全到位。有的干部对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要求领会不深；有的干部因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难度大等诸多担忧造成信心不足；有的干部对大湾区建设各种复杂关系认识不统一。
体制机制改革突破不足。粤港澳大湾区改革复杂程度高，涉及资金过境、税收对接等问题，需要从体制机制上找到根本解决之道。同时，科研仪器进出、科研用生物样品制剂过境、跨境互联网科研数据传输、港澳专业服务机构在粤执业便利化等问题，也需要尽快研究解决。
科技资源布局短板明显。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主要布局在北京、上海、武汉等地，广东仅有2所双一流高校，国家重点实验室仅为北京的三分之一，两院院士仅为北京的二十分之一，与广东经济和产业需求极不相称。港澳虽有10余所好大学、20个国家重点实验室，但缺乏产业支撑。国家科技资源分布与区域经济需求失衡，基础研究与产业发展脱节。
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必须拧成一股绳
形成优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布局的合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核心是要贯彻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推动区域协调发展重大战略落地，把“促进各类要素合理流动和高效集聚，增强创新发展动力”落到实处。要重组和激活“僵尸”存量资源，布局引导国家实验室、中科院新建分支机构等增量资源向大湾区集聚，推动建设粤港澳大湾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
大刀阔斧开展体制机制创新。要鼓励大胆试、大胆闯、不怕错，在科技人才、科技管理人员出入境管理，科研仪器进出通关便利、生物药品研发和临床管理等方面推动放宽一批中央事权审批权限。
全力打造开放性区域协同创新共同体。一方面，进一步提升内地与港澳交流合作层次，支持粤港澳共建一批实验室、研究院、创新基地，不断探索丰富“一国两制”实践内涵。另一方面，积极对接“一带一路”建设，以创新模式、创新标准锁定我国技术、产品输出；拓展国际交流合作新空间，积极引入国际科技组织、跨国企业研发中心，在更高层次参与国际科技经济合作竞争。
奋力走创新支撑引领产业高质量发展之路。面向实体经济发展需求，统筹运用“粤”产业规模、制造业及配套能力优势和“港澳”现代金融、自由贸易体系优势，坚持开展硬科技创新，三地联手建立高质量发展现代产业体系。要主动承接国家重大研发任务和成果转化应用，把“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与大规模市场优势结合起来，带动优质企业、产业集聚发展。要加强对前沿先导技术、颠覆性技术研发支持，围绕解决“创新0-1”的问题加大产学研深度融合，推动大中小科技型企业融通发展，完善科技金融、知识产权等服务，形成完整的创新生态链条和强大的供应链体系。
（作者系广东省科学技术厅党组书记、厅长，哈尔滨工业大学副校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