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经济正处于动力切换、结构转变和阶段更替的关键期，中美经贸摩擦等外部环境变化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了不确定性，但这不会阻止中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步伐
□ 上半年，中国经济各项主要指标数据充分证明，在充满变数的世界经济中，做好“六稳”是确保中国宏观经济行稳致远的法宝，也是中国在中美经贸摩擦中取得主动的经济政策保障
8月13日，由光明日报社光明智库主办的“明辨是非，理性自信应对美国极限施压”研讨会在北京举行。与会专家学者表示，面对美国的极限施压和巨大的外部不确定性，关键在于做好自己的事，用改革开放的确定性应对外部的不确定性。
中国经济发展潜力大韧性足
2018年以来，美国不断升级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引发了全球金融市场的剧烈动荡，影响了全球经济的复苏。随着中美经贸摩擦的升级和美国将中国认定为所谓“汇率操纵国”，近期市场对于中国经济的担忧情绪有所上升。与会专家认为，我国经济正处于动力切换、结构转变和阶段更替的关键期，中美经贸摩擦升级等外部环境变化确实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了不确定性，但这不会阻止我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步伐。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副局长张雪春认为，面对美国的极限施压和巨大的外部不确定性，关键在于做好自己的事。目前，我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内需，对净出口的依赖度比几年前低，只要能做好自己的事，经济基本面就不会出现大问题。“我们还有巨大的发展潜力，要释放这些潜力，补齐发展的短板，需要依靠结构性改革。”张雪春说。
专家认为，中国作为世界经济的重要参与者，难免受到世界经济形势的影响，但中国的核心优势依然存在。“未来我国经济发展的潜力和韧性仍然很强。”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研究员周景彤说，巨大的市场规模是推动我国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条件，国内消费结构的升级带来新的经济增长点，区域协调发展形成拉动经济的新增长极。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不断提高，经验不断丰富，并且政策工具多、空间足。此外，随着我国科技创新水平持续提升，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不断推进，创新驱动力越来越强。
“做好我们自己的事，就是应对美国极限施压最有力、最有效的方法。”张雪春说，中国有稳定的经济基本面，有近14亿人的庞大市场，如果能够保持战略定力，坚持有序开放，任何国家都不可能抗拒这样的市场和机会。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社科部部长梁琪表示，当下中美关系从“合作中博弈”发展到“博弈中合作”，双方的博弈将成为长期趋势。面对美国政府的极限施压，中国既要有忧患意识更要有坚定信心，相信在党的坚强领导下，中国完全有能力采取有效的措施予以应对。
以“六稳”应对挑战深化改革
近期，受全球经济减速、多国央行降息、贸易摩擦加剧等因素的影响，国际金融市场剧烈波动，人民币汇率受市场和情绪的影响也出现了贬值。专家认为，面对美国的极限施压和未来可能会出台的所谓的“惩罚性”措施，我国面临的外部环境更加复杂和不确定，因此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推动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经济学院教授王晋斌表示，中国有能力应对美方挑起的贸易摩擦和汇率摩擦。“稳就业、稳外贸、稳投资、稳金融、稳外资、稳预期”这“六稳”是党中央深刻洞察国际国内形势，充分考虑到世界经济面临的不确定背景下作出的重大部署。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态势、较高的经济增速以及良好的出口数据充分证明，在充满变数的世界经济中，做好“六稳”是确保中国宏观经济行稳致远的法宝，也是中国在中美经贸摩擦中取得主动的经济政策保障。
针对国内外密切关注的人民币汇率“破7”，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温彬表示，“破7”正是人民币汇率市场化的反映。自2005年7月，我国实施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以来，人民币汇率市场化程度显著提高。随着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日益完善和市场化程度的提高，人民币汇率的弹性也会增强，对于是否“破7”无需过度关注。况且，中国经济已转向内需主导型的增长模式，上半年经济运行平稳、国际收支平衡、金融风险可控，人民币汇率指数稳定，中国不会也没有必要采取竞争性贬值措施应对外部环境的变化。
张雪春表示，尽管人民币汇率受到贸易摩擦的冲击，但是我们全面深化改革、持续扩大开放的既定方针不会因此动摇。我们将继续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推进汇率市场化改革，完善汇率形成机制，维护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不会进行竞争性贬值，不会将汇率作为应对国际贸易争端的工具。
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经济政策委员会副主任徐洪才认为，现在应一如既往保持国内的经济金融稳定，以稳为主，稳中求进，从而为全球的金融稳定经济发展作出应有贡献。
中国应如何防范外部环境冲击风险，维护外汇市场稳定，促进金融市场和金融体系平稳健康发展？温彬谈到，短期内要继续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加强政策协调，在全球降息潮的背景下，货币政策需增加灵活性，继续使用数量型货币政策，通过加大公开市场操作力度、择机定向降准等措施，保持金融体系流动性合理充裕；尽快推进利率并轨，完善贷款市场利率报价机制，择机调降政策利率，引导金融机构降低实体经济部门的实际利率水平，促进投资和消费增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