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3日，恰逢大暑，当记者从酷热的金沙江边一路上山，来到海拔3200米的香格里拉市小中甸镇的月亮湖时，气温骤降至10摄氏度左右，一阵过路雨飘过，冻得人直打颤。

月亮湖旁立着一块石碑，上书“红二、六军团长征入藏第一站”。1936年4月底，红二、六军团抢渡金沙江后，这些大多来自江南的红军指战员们穿着草鞋和薄衣裤开始翻越雅哈雪山。急行在海拔4300米的雪山上，深深的积雪、夹着冰雹的大雨、稀薄的空气、粮食的匮乏挑战着生命的极限。

艰难跋涉过后，一片圆圆的湖面突然出现在红军面前，这就是响卡村附近的月亮湖。那个时候的月亮湖周边依然是冰天雪地，气温在零下10摄氏度左右。然而，遥望着1公里外的袅袅炊烟，寒冷饥饿的红军却就地扎寨休整，没有踏入响卡村半步。

“红军来之前，国民党欺骗老百姓，说共产党是共产共妻、杀人灭教。附近村子里的人大多逃到了山里，剩下的只有跑不动的老人家。”迪庆州委党史研究室主任孙彬涛告诉记者，当时，红军的到来让藏民非常害怕。正是考虑到这一点，红军宁肯忍着饥饿宿营于寒冷的野外，也绝不打扰藏民的生活。

“藏民是很淳朴的。当他们看到红军都住在野外，一些战士饿坏了甚至冻死也不进村时，便一点点走近了去观察这支军队。热情的红军战士把老人们请进营地，让通司（翻译）给他们解释红军的政策。”孙彬涛说。

一来二去，藏民们感受到“红军是好人，是我们的朋友”。于是老人们把村民们都叫了回来，善良的藏民纷纷拿出家里的青稞、酥油、牛肉干来到红军的营地。红军也按照纪律付给了藏民们许多大洋。

但是，响卡村有一位藏民迟迟不敢回家，他就是当地的民团首领汪学鼎。在红军翻越雅哈雪山前，他曾带领民团在一个名叫干岩房的地方袭击了红二军团四师的前卫部队，红四师参谋长高利国和10多名红军战士不幸牺牲。

当时的中甸县（今迪庆藏族自治州，香格里拉市是其首府所在地）实行的是农奴制，普通藏民没有人身自由，他们都是属于土司或寺庙的私有财产。需要打仗时，统治者会要求藏民每家都派出年轻人，自带刀枪、马匹和干粮奔赴战场。了解到这个情况后，红军认为这些民兵都是贫苦的穷人，因此，双方交火时，红二军团四师并没有还击，而是朝着民兵头顶上方密集开枪，用猛烈的火力吓退了这支武装力量。对于汪学鼎，红军也没有实施任何报复行为。

红军的一言一行很快就在中甸县传开了。因此，当红军来到中甸县城时，当地百姓纷纷举着香案和哈达在城门口热情迎接。5月3日，在贺龙、任弼时的主持下，红二军团在中甸县城中心镇公堂召开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中甸会议），确立了7项政治纪律，包括严禁进驻喇嘛寺、藏民不在家不准进屋、藏民地区不打土豪等。贺龙还派出部队到喇嘛寺门口站岗，张贴出“未经双方许可，严禁部队进入寺内”的告示。

“当时我家住了一个排的红军，几位检查纪律的红军每隔一两个小时就来转一转，和和气气地问：‘老板，有没有买东西不付钱的？有没有借东西不还的？有没有损坏东西不赔的？’真是秋毫无犯。”据香格里拉市独克宗古城人陶子胜当年回忆，“贺老总还请我去看红军演出，他对我说，‘我们各族人民都是同一个祖宗的亲人’，我很感动。”

那时的中甸县全民信教，被誉为“小布达拉宫”的松赞林寺拥有很高的地位，是中甸县真正的统治者。红军制定和执行的民族宗教政策赢得了藏族同胞的支持，也消除了寺里喇嘛的疑惧，松赞林寺派出了代表夏那古瓦与红军谈判。“我爷爷代表松赞林寺3次去见贺龙，他对我爷爷很热情。红军走后，贺龙还给我爷爷寄过一张照片，是他们俩的合影。”夏那古瓦的孙女、72岁的青玛奶奶不停地竖起大拇指对记者说：“红军是好人。”

当时，贺龙给松赞林寺的掌教八大老僧写了一封亲笔信，解释了红军的民族和宗教政策，并恳请松赞林寺协助红军购买粮食。八大老僧阅信后十分高兴，很快筹集到了6万斤青稞，还拿出了康藏高原珍贵的红糖来支援红军。

红军经过云南中甸藏区的短短十几日，让少数民族群众感受到了民族平等的温暖，让藏区人民充分了解了共产党的民族和宗教政策。“1950年，云南和平解放，解放军师长廖运周带兵进入中甸时，为了安抚当地群众，他说：‘大家不要怕，我们就是当年的红军。’这一句话，就赢得了藏民的信任。”孙彬涛说，至今，迪庆藏族自治州都是民族团结进步工作的示范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