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是红军长征中活动时间最长、区域范围最广、发生重大事件最多的省份之一，在长征史诗中留下了可歌可泣的一页。特别是长征途中，党中央召开的遵义会议，在极其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是我们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遵义会议放光辉

盛夏的贵州遵义，万木葱茏。位于该市红花岗区子尹路96号的遵义会议会址，甚为热闹。熙熙攘攘的游客争相在此合影留念。

大门背后砖木结构、中西合璧的两层楼房，即遵义会议的召开之所。沿着楼房西侧朱红色的木质红漆楼梯拾级而上，沿走廊步行30余步，就到了当年房屋主人的小客厅。在这间仅有27平方米的小房间里，18张藤木椅子围绕在一张赭色长桌四周，触景生情，令人感慨万千。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这里举行扩大会议，重点讨论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教训。

主持会议的博古首先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周恩来接着作了副报告，主要分析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中战略战术及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主动承担责任并作了自我批评，同时也批评了博古、李德的错误。毛泽东在会上的发言，着重批判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以及博古在总结报告中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辩护的错误观点，得到与会多数同志的支持。

据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著的《红军长征史》记载，遵义会议“气氛紧张激烈，每天总是开到半夜才休会。”最终，遵义会议作出了下列重要决定：一是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二是指定洛甫同志（张闻天）起草会议决议，委托政治局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三是政治局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四是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委托周恩来同志为党内对于指挥军事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会议根据毛泽东等多数人在发言中提出的意见，后来形成《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简称《遵义会议决议》），全面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红军失败的教训，系统阐明了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和相应的战略战术，深刻批评了“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上的错误。

遵义市长征学会副会长雷光仁说，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列主义基本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会议，是中国共产党从幼年的党走上成熟的党的标志。

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遵义会议“打开中国革命的新局面。这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中国革命实现转折，与此前召开的黎平会议、猴场会议所作的准备密不可分。

1934年12月18日在贵州黎平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对“左”倾错误军事路线进行了初步批评。1934年12月31日至1935年1月1日在贵州瓮安猴场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对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作出了限制，提出“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作报告”。

遵义会议的精神传达到一线指战人员后，得到了大家的一致拥护，极大鼓舞了士气。时任红军红一军团二师卫生部政治委员的刘贤权后来在有关回忆文章中写道，在传达遵义会议精神的会场上，“不少同志咬起耳朵‘从此我们又要打胜仗了’”。

四渡赤水出奇兵

遵义会议后，在毛泽东指挥下，1935年1月至3月间，红军先后来回四次渡过赤水河，巧妙穿插于敌人重兵包围之中，调动和迷惑敌人，取得了战略上的主动。

“为了各个击破红军，国民党反动派除了调动军队对付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六军团外，还调集约40万军队向遵义地区进逼，企图围歼红军于乌江西北、川黔边境地区。”贵州省四渡赤水纪念馆副馆长袁正刚介绍，当时敌军的总兵力是红军的10多倍，形势十分险峻。

根据遵义会议作出的“北渡长江，同红四方面军会合，在川西或者川西北创建根据地”的决定，红军于1月19日分三路从遵义出发，准备从宜宾与泸州之间北渡长江。1月下旬，红军抵达赤水河边的土城地区时，与堵截红军的川军遭遇。1月27日，红三、红五军团及干部团在彭德怀、杨尚昆的统一指挥下，从南北两面向进占枫村坝、青杠坡的川军发起进攻，以图围歼敌军4个团于狭长的山谷里。

战斗于1月28日打响，但越打越艰难。“由于判断敌情有误，战斗局面对红军越来越不利。”袁正刚告诉经济日报记者。面对危急形势，中央根据毛泽东的建议，决定暂时放弃北渡长江计划，令红军于1月29日从猿猴场（今元厚）、土城上下渡口等处渡过赤水河，向国民党兵力薄弱的川南、滇东北地域前进。

2月上旬，红军部队集结云南扎西进行整编。蒋介石见此，急调滇军、川军夹击。为摆脱敌军，红军决定乘黔北空虚，于2月18日至21日从太平渡、二郎滩等渡口第二次渡过赤水河，进击黔北。2月24日，红军击溃黔军两个连后，重占桐梓，揭开了遵义战役序幕。此后4天里，红军与黔军先后激战于娄山关、黑神庙、板桥一线，于27日再占遵义；28日，红军与驰援遵义的国民党中央军鏖战于红花岗、老鸦山一线，歼其大部，并直追残敌至乌江北岸。

遵义会议纪念馆副馆长张小灵告诉记者，“5天时间里，红军击溃和歼灭敌人两个师又八个团，俘敌3000余人，取得了红军长征以来的首次大捷”。

为报遵义战败之仇，蒋介石急忙调兵遣将，会攻遵义。面对国民党反动派重兵压境，中央军委决定，部队挥师西进，打击国民党中央军周浑元部。3月15日，红军在仁怀鲁班场与周浑元部激战后，于16日至17日从茅台第三次渡过赤水河，佯作北渡长江姿态，以调动川滇黔三省敌军进入川南，为第四次渡过赤水做准备。

正当各路敌军向川南疾进之际，毛泽东当机立断，命令红军于3月21日至22日，在太平渡、二郎滩等渡口，第四次渡过赤水河，然后迅速调头南下，主力部队于3月29日至31日南渡乌江，佯攻贵阳。正在贵阳督战的蒋介石，急调金沙江防线的滇军孙渡部驰援贵阳。红军摆出东渡清水江的姿态，声东击西，趁云南兵力空虚，于4月9日折向西南疾进云南，5月9日渡过金沙江，摆脱了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

为有牺牲多壮志

7月中旬的遵义，颇为炎热，但仍阻挡不住人们迈向红军山烈士陵园祭奠革命先烈的脚步。

记者在遵义红军山烈士陵园采访时看到，来自全国各地的群众不时向纪念碑敬献花篮，寄托哀思。红军山革命纪念碑的正后方是邓萍烈士的墓地。1935年2月27日，时任红三军团参谋长的邓萍在遵义战役前线指挥作战时，被一颗子弹击中头部后英勇牺牲，年仅27岁。邓萍是红军长征途中牺牲的最高级别军事将领。

当时一同作战的十一团政委张爱萍在《从遵义到大渡河》一文中记述了邓萍牺牲时的情景：“军团参谋长邓萍同志来到前沿和我一起观察敌情……突然，他的头栽到我的右臂上，我还没弄清怎么一回事，他那为革命事业英勇献身的殷红热血已染满我的衣襟……”

在邓萍烈士墓碑右后侧，有一面由28块碑连成一体的红军英烈墙，密密麻麻刻满了在贵州牺牲的红军名单。“总共有1338位烈士的英名，他们牺牲时年纪最大的58岁，最小的仅有13岁。”解说员介绍。

据了解，出发时8.6万余人的中央红军，最终走完长征全程、到达陕北的仅7000余人。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正是有了无数革命先辈的牺牲，才有了革命的彻底胜利，才有了今天的幸福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