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江边，白雪铺满大地，沿江的竹子都给沉重的积雪压弯了腰……天气阴暗，冷风飕飕，大雪纷飞，只能听到哗哗的水声。”这段来自《杨成武回忆录》中的文字，记录的是1935年元旦，时任中央红军红一军团红二师第四团政委的杨成武，与团长耿飙率领部队执行强渡乌江任务时的情形。

强渡乌江的命令是1934年12月31日晚上发出的，当时中共中央政治局正在贵州省瓮安县猴场的宋家湾举行会议。

当时，国民党反动派命令黔军王家烈、犹国才的4个师集于平越（今福泉）、马场坪、重安江等地堵截中央红军，6个团防守乌江北岸从老君关渡以东至岩门渡以西两百余里的10余个渡口，以图阻止红军北上。

乌江是贵州第一大河，河谷深切，两岸悬崖峭壁，江水波涛汹涌，素有“天险”之称，当地有歌谣曰：“天高不过雷公坡，水深不过乌江河。”

7月9日，记者来到瓮安县江界河时，因为下游修建水电站，水面上升了150余米，当年的渡口已淹没在水中。但杨成武将军所题的“乌江天险”四个大字，仍镌刻在北岸的石壁上，格外醒目。

自小在乌江边长大的村民付发宽告诉记者，要渡过乌江需具备三个条件，“大木船、好天气和好船工”。但当时一个条件都不具备，为了阻止红军渡江，国民党部队烧毁了沿江所有船只，船工也因听信国民党谣言跑光了。

在前有乌江天险、后有追兵的恶劣形势下，博古、李德等人置此前的黎平会议决议不顾，顽固地坚持北上黔东、再入湘西的计划，提出一是红军在乌江南岸打游击，二是回头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并散布流言蜚语，引起了部队思想混乱。

为讨论红军行军方向，研究部署作战意图，1934年12月31日下午，中共中央在红军抵达瓮安猴场后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会议持续到次日凌晨，再次否决了博古、李德的错误主张，作出《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重申了黎平会议的决议，决定强渡乌江，攻占遵义。

值得一提的是，猴场会议对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作出了限制，指出“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

猴场会议纪念馆馆长王维光认为，猴场会议进一步批判了博古、李德在军事上单纯防御路线指导下的“左”倾错误，为开好遵义会议，纠正“左”倾错误路线，确定毛泽东同志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做了准备。

方向已经确定，渡过乌江是必然。据猴场会议纪念馆解说员周伟介绍，执行强渡乌江任务的红一军团红二师逼近乌江江界河的新老两个渡口，并通过火力侦察，发现敌军重点防御在老渡口，于是决定佯攻老渡口，主攻新渡口。

1月1日白天，抢渡没有成功。夜间，组织突击队乘竹筏偷渡，除突击队长毛振华等5人抵达北岸外，大部分被卷回了南岸。2日上午，突击队乘60多个竹筏，在火力掩护下强行渡江；当竹筏接近北岸时，潜伏于石崖下的毛振华等人突然向敌军发起攻击，接应强渡部队登岸；同时，配合渡江作战的红一军团直属炮兵连连长赵章成连射3发炮弹，准确落在敌人阵地上。几股火力合击，压住了敌人反扑，过江部队乘势进攻，一举突破敌军防线，守敌全线溃退。

突击部队占领乌江北岸后，工兵部队在当地群众的协助下，迅速架起浮桥。1月3日，军委纵队和红五军团相继由江界河渡口渡过乌江。到1月6日，中央红军分三路全部渡过乌江，向遵义进发。至此，敌人围歼中央红军于乌江南岸的企图落空。

“瓮安是一片红色热土，我们将在伟大长征精神的鼓舞下，认真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写好绿色发展文章，走好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瓮安县委书记张文强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