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徽商形成的内幕

近日在央视和安徽卫视播出的大型人文电视纪录片《天下徽商》，里面记有这样一则故事：徽州府歙县人胡廷仕远赴湖南经商，久无音讯。于是妻子当掉自己的首饰，命儿子胡士畿出门寻父。士畿徒步至山东、河北一带，“遍寻不见，沿途号泣”。直到遇见家中的旧仆，父子俩才得以相见。出人意料的是，“父以功名未遂，坚不欲归”。

在中国封建社会士、农、工、商四个阶层，商则居四民之末，而胡父却将商业看作功名，将商业未成称之为“功名未遂”，徽州人的价值取向由此可见一斑。那么，这种价值观又是如何形成的呢？

进入16世纪以后，一种与程朱理学分庭抗礼的新思潮悄然兴起，并在素有“程朱阙里”之誉的徽州掀起轩然大波，这就是王阳明的心学。与程朱理学放眼于士大夫阶层迥然不同，在王学看来，商人、田夫、市民等都具有“良知”，“虽终日做买卖，不害其为圣为贤”。一向高高在上的圣贤功夫终于从庙堂、书斋走进了市井、村落，阳明心学一经问世，立即因广泛的庶民大众基础而受到追捧。

对徽州人来说，读书是本，耕田是本，营商同样也是本。明代徽州人汪道昆曾有过精辟的论述，他说，徽州的风俗就是“不儒则贾”，“贾为厚利，儒为名高”，科举仕官与商业致富犹如车之双轮，鸟之双翼，“一张一弛，迭相为用”。在这种价值取向的驱动下，徽州人从商之风愈演愈烈，整个延续时间长达近四个世纪之久。

不仅徽州人“不儒则贾”的价值取向促进了徽商集团的形成，其契约意识独树一帜。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几十万件徽州文书陆续被发现，走出尘封的历史。这其中，商业合同文书就占了相当大的比重，这种强烈的契约意识让徽州人以“健讼”而著称。

纪录片《天下徽商》里还有这样一个有趣的故事：一个除夕之夜，父子三人嘀议：“明天是新年，大家要各说一句吉利话。”父亲先说了第一句：“今年好。”长子接着道：“晦气少。”次子最后说：“不得打官司。”三人说完后，写了副长条，挂在中堂之上，以取吉利。第二天一早，女婿上门拜年，一见长条，竟大声念道：“今年好晦气，少不得打官司。”“不打官司”虽然是个触霉头的笑话，却真实地反映出徽州人“健讼”的特色。

契约意识和健讼之风其实是徽州社会一个问题的不同侧面：既然有那么浓厚的契约意识，才会有如此之多的诉讼；而有那么多的诉讼，又会引发人们订立更多的契约。矛与盾的进退攻守，就这样一直处在动态的平衡之中。这一特色使得黄山脚下的这方水土，成为闻名遐迩的商贾之乡，成为徽州朝奉的温床。

当然，徽商崛起的原因还有很多，比如徽州人以儒道诚信经商、徽州强大的宗族对商业的扶持、徽州人的勤俭精神等，但徽州人的价值取向和契约意识同样不可小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