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4年前，张富清回乡探亲，和孙玉兰第一次见面。

他俩同村，算知根知底。她问他的问题是：“你在当兵，有没有加入组织？”

“我入了党。”他回答。

她挺满意：这个人，一点不炫耀，问到才说。

其实她是妇女干部，还去他家慰问过军属呢，那些出生入死的事他却提也不提。

通了半年信，他写道：“你来武汉吧。”

“好啊，那我就去玩几天。”她想。

空着两手就上了长途车，临走前，她去乡里开介绍信，书记说：“傻女儿，你去了哪得回来！一年能回一次就不错了！”

“这话叫他讲到了！真的，多少年都回不去了！”讲这话时，她呵呵笑着，已是一头白发了。

果然，到了武汉，他们领了结婚证，接着就奔恩施。

路真远啊！走了半个多月，先坐船，再坐车，又步行。她在车上吐得昏天黑地，脚和脸都肿了。好容易到了，他又问：恩施哪里最艰苦？

就又到了来凤。

她没带行李，他行李也不多：一只皮箱，一卷铺盖，一个搪瓷缸子。

来凤的条件跟富庶的汉中没法比。“我们那都是平坝坝，哪有这么多山？”

租来的屋，借来的铺板，就成了一个家。做饭要到门外头，养了头小猪，白天放出去，夜里拴门口。“它原快死了的，我买回来养，又肯吃又肯长。”她很得意。

工作也不错，他是副区长，她在供销社当营业员。日子这么过着，挺好了。

可是有一天，他回来说：“你别去上班了，下来吧。”

她不理解：“我又没有差款，又没有违规，你啷个让我下来？”

“你下来我好搞事。”他说。

换别的小夫妻，要大吵一架了吧？

“这不是吵架的事情。”她说，“是他先头没说清楚：国家有政策，要精简人员。他说了，只有我先下来，他才好去劝别人下来。”

她就这么回了家。先是给招待所洗被子，后来去缝纫社做衣服，领了布料回来，白天黑夜地做，做一件挣几分钱。

几个孩子帮着打扣绊，还要出去拾煤渣，挖野菜，到河边背石头。一家六口只仗他一人的工资过活。孩子们长到十几岁，都不知道啥叫过节。

他去驻村，又选的最偏远的生产队。她一人拉扯四个孩子，经常累得晕倒。

住院，几个孩子围着她哭，她搂着轻声安慰。身体好点了，又马上缝补了干净衣服，买了辣椒酱，用药瓶分装好了，让孩子带到山里给他吃。

“哪个干部家里过成你这样？”有人替她不值。

“你怨他干啥，他是去工作，又不在跟前。”她叹口气。

那时，他的心里，一定也沉沉的吧？！

离休回家，他从“甩手掌柜”立刻成了家里的主要劳动力，买菜洗衣收拾家，到处擦得锃光瓦亮，叠得整整齐齐，角角落落都一尘不染。

连做饭也是他。“你炒的不如我炒的好吃。”他总这样说，把她手里的锅铲抢过来。

离休生活三十多年，都是这样。

上个月，她突发心梗，他拖着一条腿扑到她担架前，带着哭腔：“你怎么样了？他们说给你送到医院，你挺不挺得住？还是到医院去吧，你不用为我担心呵……”

旁边几个年轻人都看哭了。

这次采访，记者里好多小姑娘，七嘴八舌地围着问：孙奶奶，跟着张爷爷，背井离乡，吃苦受累，后悔吗？

“有么子（什么）后悔呢？党叫他往哪里走，他就往哪里走。反正跟随他了，他往哪里走，我就往哪里走。”孙玉兰说。

“您当年看上爷爷哪点？是不是一见钟情，特崇拜他？”

她一下子笑了。

文/新华社记者 张汨汨 谭元斌

（新华社武汉5月26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