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正处于信息化转型期，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的信息化建设程度不一，人们的信息辨识能力参差不齐，同时信息保护方面的监管措施和法律体系尚不健全，客观上为一些不法之徒提供了实施骚扰电话违法活动的土壤。

一是信息辨识能力缺乏。近年来，人工智能、大数据等信息技术发展突飞猛进，信息载体和形式更加智能，在促进社会进步的同时，也放大了个人的信息盲点，人们在不经意间就可能会泄露关键隐私信息，有人便趁机从事信息违法犯罪活动。尤其是欠发达地区和中老年群体的信息辨识能力较弱，对骚扰电话难以区分，成了骚扰电话的主要受害人群。

二是信息流通监管不足。我国信息市场已初具规模，但仍缺乏有效监管，信息黑市活动难以禁止。个别小公司的员工将用户信息私下售卖，或者违规上传至公共网络兜售，成了不法之徒获取用户信息的重要渠道。只需在电商平台上付出极低的费用，不法之徒就可以实现对受害者的精准俘获。电信运营商作为信息服务提供商，有义务对非常规的通信行为予以源头治理，同时还要增强自身的监管责任，切实加强监管力度，绝不能为各类信息违法活动推波助澜。

三是信息违法成本较低。美国、德国、加拿大等国均出台了专门的隐私法案，保护公民个人信息。其中，美国《电话消费者保护法案》《控制非自愿色情和推销侵扰法》，量刑最高可达5年监禁。相比之下，我国在个人信息保护方面的立法工作相对不足，有些规定不够细致，对一些犯罪情形的处罚等级还不够严厉，以致部分信息违法者已将信息违法视为低风险、高收益的致富捷径。对此，下一步必须完善立法工作，明确惩罚标准，加大惩处力度，切实提高信息违法行为成本。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