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6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发表题为《齐心开创共建“一带一路”美好未来》的主旨演讲，标志着“一带一路”建设正从基于早期收获的合作“大写意”迈向沿着高质量方向发展的“工笔画”阶段。这个国际合作新平台不仅是中国新时代统领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抓手，而且为世界各国发展提供了新机遇，尤其对中拉经贸合作转型升级也意义重大。

2012年前后，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随后开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纠正供需结构错配和要素配置扭曲现象以提高潜在增长率。与此同时，拉美国家在应对连续五年经济增速下滑过程中也逐渐形成了以平等为目标的结构变革战略，试图通过深化结构性改革实现包容性增长。在此背景下，中拉经贸合作步入提质增效转型期，主要表现在贸易由前期跨越式增长转向更加注重贸易平衡和结构优化，投资由前期集中于资源能源转向促进多元化生产的国际产能合作，金融合作从联合应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转入在货币合作、融资创新和拓展同拉美区域性金融机构合作等方面深耕细作。

然而，在全球保护主义抬头、金融波动性加剧的国际环境中，这个转型升级急需新平台给予助力，“一带一路”建设恰逢其时。2018年1月份，中拉论坛第二届部长级会议通过《关于“一带一路”特别声明》，正式确认拉美和加勒比国家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自然延伸和“一带一路”国际合作不可或缺的参与方。“一带一路”倡议的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和“五通”建设与建立中拉关系“五位一体”新格局高度契合。从本质上讲，“一带一路”建设能够促进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和市场深度融合，必将为中拉经贸合作转型升级增添助力。

从需求方面看，“一带一路”建设契合拉美经济发展模式转型之需。中国和拉美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方面存在互补。中国开始从投资拉动型向内需主导型经济转变，更加注重释放有效需求，强调发挥消费的基础作用、投资的关键作用和出口的支撑作用。拉美则需要从高消费、低投资的“跛脚”增长模式向提高储蓄率和投资率转变，更加注重产业政策和吸引外资的作用。因此，中国增加消费的拉动作用、促进海外投资，有利于拉美国家促进出口结构多元化及提高投资水平。中国在本届高峰论坛上提出的“更大规模增加商品和服务进口”重大举措可激励拉美国家提高高附加值生产比重，从而带动相应投资。

从生产结构方面看，“一带一路”建设契合拉美国家产业结构升级之需。近两年，拉美第一二产业对经济拉动作用明显不足，这与债务危机之后整个地区出现“去工业化”趋势密切相关，2003年至2008年国际初级产品价格超级繁荣更固化了这种趋势。自2015年以来，中国推动国际产能合作，恰好为拉美优化产业结构提供了契机。中国在本届高峰论坛上提出的“顺应第四次工业革命发展趋势，共同把握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机遇”更是为产业升级指明了方向。初级产品只是拉美国家的静态比较优势，未来拉美产业升级着眼于培育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动态比较优势。中国在智能制造、新兴产业等方面具有资金、人才和技术优势，因而中国在“一带一路”框架下的产业投资与拉美再工业化战略对接，有利于拉美建立和完善当地产业体系,进而促进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整合。

从一体化方面看，“一带一路”建设契合拉美区域一体化发展之需。联合国拉美经委会一直提倡通过加快区域一体化实现以平等为目标的结构变革战略。其一，通过贸易一体化加强总需求，以弥补发达国家留下的需求缺口。中国与智利、秘鲁和哥斯达黎加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并推进后续升级已经起到了强大的示范效应，在中国新一轮扩大市场准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及扩大进口等重大改革开放举措推动下，中拉贸易投资便利化程度将继续深化。其二，通过基础设施一体化降低生产成本，以重组价值链、增强生产率和竞争力。拉美经委会研究显示，2016年至2030年，为满足企业和最终消费者基础设施需求，该地区基础设施投资占GDP比例需要保持在年均5.4%至8.6%的水平上。这也印证了习近平主席关于“基础设施是互联互通的基石，也是许多国家发展面临的瓶颈”这一论断。因此，在设施联通作为共建“一带一路”优先方向指引下，中拉基础设施合作潜力巨大。其三，通过金融一体化增强外部融资，以提高服务实体经济和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2019年4月份，由中国国开行牵头成立的中拉开发性金融合作机制是金融合作的最新尝试。可以预计，作为共建“一带一路”重要支撑的资金融通将从双边和多边机制两个方面助推拉美金融一体化向纵深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 执笔：张 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