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0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举行记者会，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副行长陈雨露，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潘功胜，副行长范一飞就“金融改革与发展”相关问题回答中外记者提问。

“稳健货币政策的内涵没有变”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松紧适度。与去年相比，这一表述中少了“保持中性”四个字，这是否意味着货币政策基调改变？对此，易纲回应称，“稳健货币政策的内涵没有变”。

在易纲看来，稳健的货币政策要从3个方面去考量。从总量上看，要体现逆周期调节，货币政策在总量上要松紧适度。松紧适度意味着，要让广义货币（M2）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大体上与GDP名义增速保持一致；从结构上看，要更加优化，进一步加强对小微企业和民营企业的支持。此外，稳健的货币政策还要兼顾内外平衡。“当然要以国内的经济形势为主来考虑，但中国的经济已经深度融入了世界经济，考虑货币政策时要兼顾国际。”易纲表示。

最新的金融数据也显示，货币政策在稳健基调上强化逆周期调节。“社会融资规模持续下滑的态势得到了初步遏制，为2019年经济金融开局提供了保障。”易纲说。3月10日公布的金融数据显示，今年前两个月，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累计为5.31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多1.05万亿元；前两个月人民币贷款增加4.11万亿元，同比多增3748亿元。易纲强调，一定要把观察货币信贷数据的时间拉长一些看，才能比较全面地判断稳健货币政策的内涵。

票据融资增加不是“空转”

今年1月份，票据融资增加较多。有观点认为，票据融资和结构性存款之间形成了套利，是在金融体系内“空转”。

央行公布的数据显示，1月份票据融资显著增加，表内票据融资和表外未贴现银行承兑汇票分别新增5160亿元和3786亿元，二者合计占新增社会融资规模的19.3%，较去年同期上升13.5个百分点。

“票据贴现还是支持了实体经济，主要支持的还是小微企业和民营企业。”易纲认为，1月份票据融资增长较快有季节性因素。如果看平均值，票据融资并没有大规模空转或套利。“少数银行、个别客户的个别现象，不排除是存在的。”易纲表示。

“中小企业通过票据融资显著降低了成本。”潘功胜也认为，票据融资的增加主要是支持了实体经济，尤其是中小企业。票据融资的特点是期限短、便利性高、流动性强，一般是中小企业的重要融资渠道。前段时间，票据贴现利率持续下行，企业通过票据融资的意愿增强。

潘功胜表示，票据融资和结构性存款之间的套利是个别行为，结构性存款利率和票据融资利率之间的套利空间也非常有限，“这不是普遍的现象，也不是票据融资增加的主要原因”。

在谈到票据融资的监管时，潘功胜强调，人民银行作为票据融资市场监管的部门之一，下一步，一是要加强票据融资利率和资本市场利率之间的联动和传导，对于可能存在的套利和资金空转保持警惕，及时采取措施；二是要引导金融机构加强内部管理，完善业务考核，发挥票据对实体经济的支持作用，防止有关行为的扭曲和风险的累积。

进一步缓解融资难融资贵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在提到“着力缓解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时指出，适时运用存款准备金率、利率等数量和价格手段，引导金融机构扩大信贷投放、降低贷款成本，精准有效支持实体经济。

在回应有关存款准备金率问题时，易纲表示，去年以来，人民银行5次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共3.5个百分点，力度较大。存款准备金率将来会逐步转向三档——大型银行为一档，中型银行为二档，小型银行特别是县域的农村信用社、农商行为最低的第三档。目前，三档准备金率加权平均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是11%。

“我们的存款准备金率在国际比较中是中等的。”易纲说，发展中国家保持一定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是合适且必要的。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降准还有一定空间，但这个空间比前几年已经小多了，在考虑降准时，同时还要考虑最优的资源配置和防范风险等问题。

在谈到降低实际利率水平时，易纲认为，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的降低实际利率水平，主要指的是小微企业、民营企业实际感受到的融资成本比较高的问题。“实际上我们一直在降低无风险利率。”易纲表示，通常我们把10年期国债利率作为一个基准利率，10年期国债利率在1年多时间内下行了70多个基点，从4%降至3.15%。

“但小微企业和民营企业实际感受到的融资成本，尤其是贷款实际利率还偏高，这主要是要解决风险溢价比较高的问题。”易纲介绍，去年，普惠金融口径单户授信在1000万元以下的小微企业贷款，不良率较高，在6.2%左右，而不良率会反映在风险溢价上。

如何降低风险溢价？易纲认为，主要是两个途径：一是利率市场化改革，通过改革来消除利率决定过程中的一些垄断性因素，更加准确地进行风险定价，通过更充分的竞争，使得风险溢价降低；二是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信息透明度、完善破产制度、提高法律执行效率、降低费率，从而降低实际交易成本，也会使得风险溢价降低。

不会把汇率用于竞争性目的

易纲透露，中美在第七轮贸易磋商谈判过程中，就汇率问题进行了讨论。

易纲表示，汇率问题一直是G20、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双边和多边平台的重要问题，长期以来都有讨论。中美之间在汇率问题上的讨论由来已久，也不是第一次。如在以前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美全面经济对话的框架下，都对汇率问题进行过讨论。

“这次我们讨论了许多重要问题。”易纲举例说，第一，我们双方讨论了如何尊重对方的货币当局在决定货币政策时的自主权；第二，我们讨论了双方都应坚持市场决定的汇率制度的原则；第三，我们讨论了双方都应遵守历次G20峰会承诺，如不搞竞争性贬值、不将汇率用于竞争性目的，并且双方就外汇市场保持密切沟通；第四，我们也讨论了双方都应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透明度标准来承诺披露数据等。“双方在许多关键和重要问题上达成了共识。”易纲表示。

在谈到我国汇率改革时，易纲表示，央行已经基本上退出了对汇率市场的日常干预。汇率市场的波动和一定程度上的弹性对整个经济是有好处的。去年，人民币对美元的波动率是4.2%，而欧元的波动率在7%左右，英镑的波动率约8%。易纲认为，这反映了人民币汇率相对稳定。“汇率稳定不代表汇率盯死了不动。汇率必须要有弹性，有灵活的汇率形成机制，才能起到‘自动稳定器’的作用。”易纲表示，我们绝不会把汇率用于竞争性目的，也不会用汇率来提高中国的出口或者作为贸易摩擦的工具，我们承诺绝对不这样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