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连续5年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第一动力。专家认为，“稳消费”对于宏观经济稳定和健康发展的重要性远大于“稳投资”。充分挖掘和释放消费潜力，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使消费成为中国经济行稳致远的重要支撑，已经成为当前紧要课题——

作为“三驾马车”之一，消费已经连续5年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第一动力。不过，自2018年下半年特别是第四季度以来，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速明显换挡，引发部分人士对于“消费疲软”和“消费降级”的担忧。

2019年，我国经济运行稳中有变、变中有忧，外部环境复杂严峻，经济面临下行压力。在此形势下，充分挖掘和释放消费潜力，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使消费成为中国经济行稳致远的重要支撑，已经成为当前紧要课题。

消费市场承压

2018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8.1万亿元，比上年增长9.0%，增速比上年放缓1.2个百分点。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为76.2%，比上年提高18.6个百分点。

数据表明，尽管消费在拉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进一步突显，但随着经济发展过程中长期积累的矛盾和风险凸显，以及模仿型排浪式消费阶段基本结束，消费市场承压较大。

根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2019年我国要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学智认为，中央强调挖掘消费潜力，一方面是由于我国处于经济结构转型期，增长动能从投资向消费转型；而且随着城乡居民收入稳步增长，消费需求增长仍有较大空间。另一方面，当前消费运行也面临一些阻力和问题，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速未来仍有进一步放缓压力。

“消费已经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如果消费需求减弱，将会给经济增长带来较为明显影响，也会影响就业和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刘学智说，我国正在从外向型经济结构逐渐转为内向型经济，扩大需求的重点在于扩大内需。因此，挖掘消费潜力，持续扩大消费需求，将成为未来几年的重点任务之一。

京东数字科技副总裁、首席经济学家沈建光分析说，消费已连续5年成为经济增长第一动力，2018年最终消费支出对GDP增长贡献率达到76.2%，因此扩大消费对于稳增长意义重大。考虑到2019年全球经济疲弱、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情况等，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将成为应对经济下行压力的关键一招。

“‘稳消费’对于宏观经济稳定和健康发展的重要性远大于‘稳投资’。”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宏观经济论坛课题组指出，自2016年中国固定资产名义增速低于GDP名义增速意味着“中国投资驱动模式”已经走到尽头，其背后核心原因在于储蓄率出现明显下滑，消费率出现明显上升。因此，无论从短期供求平衡还是增长的质量来看，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控重心必须从以往“稳投资”向“稳消费”转移。

巩固消费能力

总的来看，2019年我国宏观政策将持续大力扩大内需，重要工作是促进消费增长。

交通银行此前发布的报告指出，随着消费促进政策释放效力，服务业开放程度提升，将为消费增长提供条件。促进开放、增加进口、提高消费者福利的政策频繁出台并不断释放效力，将对消费起到提振作用。下调和取消部分消费品进口关税，对整车和零部件进口关税大幅调降，通过扩大进口把消费端留在国内。个税改革稳步推进，降低个人税收负担，将对消费起到积极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当前制约消费增长的因素同样较为突出。一是近年来居民按揭贷款快速增长导致居民部门杠杆水平上升，抑制居民的消费支出能力，形成挤出效应。二是房地产和汽车两大消费需求仍将受到基数及政策抑制。三是股票市场调整和理财产品收益率下降将影响居民财产性收入增长，不利于消费增长。

“当前的消费下滑由收入下滑、消费信贷收缩、财富效应缩水等多重因素驱动。未来还需从收入端增加居民的消费潜力，这恰恰需要加快落实结构性改革。”沈建光分析说，除降低居民个税以外，还应推动降低社保费率，在提升企业盈利的同时，稳定就业预期。同时，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将有助于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提高居民消费能力。

“巩固中国3亿多中等收入群体的消费基础是工作的重点。”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宏观经济论坛课题组认为，一是重视中等收入群体杠杆率过快上升，防止债务挤出效应；二是积极落实个税改革方案，减少工薪阶层的税收负担；三是加快降低社保税率，防止中等收入群体的可支配收入在改革调整中受到冲击；四是加大对中等收入群体公共服务均等化改革、提高中等收入群体公共服务的可获得性；五是制定对中等收入群体消费启动战略，特别是消费升级的促进战略；六是针对2019年中期可能出现的猪肉价格波动和收入波动，做好针对低收入群体的消费补贴预案，防止宏观经济波动对低收入群体的过度波及；七是相机落实“进口促进消费”政策，高端消费和畸形消费不宜过度放开。

专家还指出，要扩大消费，除巩固居民的消费能力外，还需要增强居民的消费意愿，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当前，应加快推进国资划转社保，弥补养老金缺口。同时，进一步扩大社保覆盖范围，这将有助于减少居民的心理负担，使其在消费时没有后顾之忧，“愿消费”“敢消费”。

提振农村消费

不久前，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共同研究制定了《进一步优化供给推动消费平稳增长 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的实施方案（2019年）》。

这份方案旨在顺应居民消费升级大趋势，进一步优化供给，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方案明确提出，将多措并举促进汽车消费特别是促进农村汽车更新换代；促进农村消费提质升级；促进家电产品更新换代。

“总的来看，这份方案提出的提振消费的措施，在个别领域与2008年的消费刺激政策‘形似而神异’。”沈建光分析说，在本轮提振消费方案中，明确提及挖掘农村网购和旅游消费潜力、建设消费基础设施等，同时明确提出支持汽车、家电等耐用品的农村消费，这说明鼓励农村消费仍是重点。

刘学智表示，过去的消费下乡政策主要是解决温饱型消费，也就是促进农村地区商品消费从无到有的过程。此次方案部署的鼓励农村消费，更多地体现了消费升级需要，是从有到好的过程，旨在促进提升消费品质。因此，把方案简单地理解为新一轮“家电下乡”“汽车下乡”，有失偏颇。

不可否认的是，当前我国城镇消费水平已经显著改善，已经从消费增量阶段向存量阶段转变。农村消费潜力仍有待释放，目前还处在消费增量阶段。

在沈建光看来，农民缺乏财产权，可支配收入低，是制约农村消费的主要因素。因此，要扩大农村消费，除了加速完善基础设施以外，最关键在于考虑农民的财富收入增收问题；2019年加快农村土地改革落地，通过农村“三块地”改革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进而提升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带动农村消费，亦能真正做到“还富于民”。

刘学智建议，促进农村消费是一项系统工作，一是提升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深化收入分配改革，加大二次分配力度，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从根本上提升农村居民消费能力。二是加快建设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健全医疗保险、养老保险等基本保障制度，提升农村整体福利水平。三是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让农村地区具备消费增长的客观条件。四是因地制宜打造农村特色消费市场。挖掘农村旅游消费潜力，发展休闲农业、旅游度假产业、风俗民俗文化等。五是开展品牌营销，不能把城市淘汰的产品向农村倾销，而是要提升农村消费品质，缩小城乡消费市场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