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重大战略部署。从2014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听取京津冀协同发展专题汇报，到今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京津冀三省市考察并主持召开京津冀协同发展座谈会，5年来的精心布局、周密设计、科学指导、系统推进，无不贯通着全局性、根本性、长久性的战略思维，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方法论的精湛运用。

从全局高度和更长远考虑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开启了全面深化改革、系统整体设计推进改革的新时代，开创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全新局面。新时代改革开放是在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的背景下展开的，全面深化改革、系统整体设计推进改革的基本着眼点，就是要转变到如何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突出问题上。京津冀人口加起来有1亿多，土地面积有21.6万平方公里，地缘相接、人缘相亲，地域一体、文化一脉，但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也表现得十分明显和集中。首都的强大“虹吸效应”加剧了“北京吃不完，天津吃不饱，河北吃不着”现象，北京却患上了“大城市病”，呼吸不畅、消化不良、血脉不顺。全面深化改革这一场攻坚战先从首都及周边地区来破局，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这一盘大棋局先从京津冀协同发展来布局。

在推进西部大开发、加快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实现东部地区优化发展、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等国家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中，京津冀协同发展具有特殊的意义、作用和功能。在2014年2月的专题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是面向未来打造新的首都经济圈、推进区域发展体制机制创新的需要，是探索完善城市群布局和形态、为优化开发区域发展提供示范和样板的需要，是探索生态文明建设有效路径、促进人口经济资源环境相协调的需要，是实现京津冀优势互补、促进环渤海经济区发展、带动北方腹地发展的需要，是一个重大国家战略。在今年1月的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强调，要从全局的高度和更长远的考虑来认识和做好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可以说，新时代改革开放，面对的因素更加多样、矛盾更加深刻、关系更加复杂，京津冀协同发展就是一个样本。全面深化改革，在国家发展大局中需要提高战略思维能力，在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中同样也要把握全局、抓住根本、着眼长远，将战略思维贯穿于各个领域、各个层面。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以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为‘牛鼻子’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雄安新区”，精辟阐述了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战略思路。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不能仅在现行的行政区划内想招出招，必须自觉打破自家“一亩三分地”的思维定式，纳入京津冀和环渤海经济区的战略空间加以考量；不能再用传统的“疏散”模式，而是要把解决好北京发展问题同天津、河北实现更好发展统筹谋划，激活要素资源，京津冀发展目标同向、措施一体、作用互补、利益相连。设立河北雄安新区，是重大的历史性战略选择，是千年大计、国家大事。要把雄安新区建设成为北京非首都功能集中承载地、京津冀城市群重要一极、高水平社会主义现代化城市，发挥对全面深化改革的引领示范带动作用，促进雄安新区与北京、天津、石家庄、保定等城市合理分工、协同发展。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和河北雄安新区两个新城，形成北京发展新的骨架、新的“两翼”。

增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自觉性、主动性、创造性

战略思维就是在多种矛盾中把握主要矛盾、在矛盾两方面抓住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事物的矛盾关系中掌握协调均衡的思维方式。京津冀协同发展，涉及诸多矛盾和关系，这就要求时时处处事事把协同作为基本准则、关键枢纽，在立足各自比较优势、立足现代产业分工要求、立足区域优势互补原则、立足合作共赢理念中求协同，在协同中优化区域分工和产业布局，统筹规划资源要素空间，推动各种要素按照市场规律在区域内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

国家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互补互动。要从全国和区域的一体化看待和运作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几大区域不是各自为战、相互隔绝，而是新时代国家发展战略的有机构成。京津冀同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虽然各有独特定位和功能，但要在加强互补互动中促使发展要素更顺畅有序地聚集优化。例如，建立雄安新区与北京市、天津市和长三角、珠三角等地区的常态化干部人才交流机制等。

京津冀协同发展效益辐射四方。京津冀协同发展，不仅是三省市内部之间的事情，不仅是三省市自己受益的问题，而是要放到更大的发展格局中来谋划，用更宽广的视野来推进。环渤海经济区在我国发展大局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京津冀协同发展实质上也是促进环渤海地区加快发展的龙头。京津冀地区面向大海、背倚陆地，连接东北、华北，落一子而全盘活，可以带动北方腹地发展。建设雄安新区，也是要打造新时代高质量发展样板。

京津冀实现共赢发展。京津冀协同发展，建立在新发展理念基础上，体现新时代共同发展、共赢发展、共享发展的发展思路，不是谁得谁失、谁进谁让、谁赚谁赔的关系。京津冀相互融合、优势互补、良性互动，基础设施相联相通、产业发展互补互促、资源要素对接对流、公共服务共建共享、生态环境联防联控，消除的是行政壁垒、资源分割、利益藩篱造成的低效率。

打好基础与滚石上山紧密衔接。战略思维既包括空间布局的战略思维，也包括时间布局的战略思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一个系统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要做好长期作战的思想准备。过去的5年，京津冀协同发展总体上处于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的阶段，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进入到滚石上山、爬坡过坎、攻坚克难的关键阶段，需要下更大气力推进工作。京津冀协同发展，从一开始就是在科学理性有序的框架内运行的，保持历史耐心和战略定力，坚持高质量高标准，避免了决策论证不够、规划方案不实导致的重大损失。

各个领域充分体现协同发展。比如，对不同企业一视同仁，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无论是本地企业还是北京企业，无论是中国企业还是外资企业，只要符合新区产业发展规划，都欢迎共同参与建设；“千年大计”从“千年秀林”开始，先植绿、后建城，将自然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社会发展优势；等等。

构建促进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制度保障

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是新时代改革开放的一个大布局。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战略思维，不仅要体现在战略谋划上，更要落实到战略实施上，纸上谈兵、坐而论道，不是真正的战略思维。习近平总书记要求，稳扎稳打，勇于担当，敢于创新，善作善成。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到京津冀考察调研，并多次主持召开相关会议，领导推进这项历史性工程，下大气力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取得新的更大成就，体现了战略谋划与战略实施的高度统一。

破除制约协同发展的行政壁垒和体制机制障碍。京津冀协同发展，在原有行政辖区的基础上联起来、通起来，需要形成一系列权力运行的新体制、利益分配的新规则、资源配置的新机制，这首先就要破除阻碍协同发展的行政壁垒以及背后的固化利益。这就要在全面深化改革中，破除阻碍推进人流、物流、信息流等要素市场一体化的制度性障碍，打破妨碍推动交通一体化的体制性羁绊。在加快推进市场一体化进程中，要下决心破除限制资本、技术、产权、人才、劳动力等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的各种体制机制障碍，以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推动全面深化改革，以全面深化改革促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经验。

建立兼顾各方利益的内生动力机制。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涉及多地区多部门多人群的利益关系，触及深层次矛盾。这种疏解需要双向发力，既要向外疏解转移，又要内部功能重组。雄安新区是外向发力，北京是内向调整，优化核心功能。如何让疏解工作顺利进行，能够疏得顺、解得好？既要有“引”的激励优惠政策，又要有“逼”的一些限制性措施。要从“引”和“逼”两个方面着手，尽快拿出一批看得见、摸得着、有干货的政策，让北京愿意放，河北、天津等地方也愿意接。以北京市级机关搬迁为契机，高质量推动北京城市副中心规划建设，要加快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配置教育、医疗、文化等公共服务功能，使工作、居住、休闲、交通、教育、医疗等有机衔接、便利快捷，提高副中心的承载力和吸引力，解决干部职工的后顾之忧。

构建协同发展的长效体制机制。前不久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河北雄安新区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要求，“牢牢把握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集中承载地这个初心”“构建有利于增强对优质北京非首都功能吸引力、符合高质量发展要求和未来发展方向的制度体系”“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推进雄安新区改革开放的强大动力和坚强保障”“推动各领域改革开放前沿政策措施和具有前瞻性的创新试点示范项目在雄安新区落地、先行先试”“系统推进体制机制改革和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等等。认真贯彻《意见》的精神，对构建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效体制机制具有重要意义，将发挥对全面深化改革的引领示范带动作用，走出一条新时代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径。（作者系天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天津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