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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版3  4下一版 2018年12月30日 星期 放大 缩小 默认
久久为功,让新农村魅力无穷
——浙江扎实推进“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纪实(下)
□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刘 慧 陈蓉蓉

2003年至2018年,15年接续奋斗。浙江“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犹如一场美丽乡村建设的接力赛,从美丽生态到美好生活,支撑起浙江乡村的一次次跨越发展,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了成功范例,积累了宝贵经验。

久久为功,一张蓝图绘到底

建设美丽乡村,离不开美好蓝图。在“千万工程”实施过程中,规划引领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千万工程’的规划是建立在深入调查基础之上的,经得起历史的考验。”作为“千万工程”谋划启动过程的见证者,浙江省政府咨询委副主任、原省农办副主任顾益康说,强调顶层设计,强化规划引领,始终坚持系统治理、标本兼治,是浙江“千万工程”得以成功实施的经验之一。

浙江始终坚持高位推动、上下联动,建立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一把手”责任制,成立由各级党委政府主要负责同志挂帅的领导小组,全省上下形成党政“一把手”亲自抓、分管领导直接抓、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工作推进机制。

安吉县递铺街道鲁家村是浙江“千万工程”实施中的案例之一。短短几年间,鲁家村从一个贫困山村蜕变为美丽乡村建设示范村,村党委书记朱仁斌认为,“高标准规划、高质量建设,是一个重要原因”。

2011年,美丽乡村建设之初,在资金严重短缺的情况下,鲁家村拿出300万元委托专业公司编制规划,“着眼于国家4A级景区的全域布局,统筹实施村庄规划、产业规划、旅游规划‘三规合一’,坚持差异化定位、特色化布局、市场化导向,高标准完成18个家庭农场专项设计,精准定位每个家庭农场业态、产品、元素,形成各具特色的发展格局。”朱仁斌告诉记者,以创建美丽乡村精品示范村为契机,建设了鲁家湖、游客集散中心、文化中心、体育中心等基础设施,开通全长4.5公里的观光小火车,形成串联18个家庭农场的精品旅游环线,实现了村庄景区化。

推进“千万工程”,不是一朝一夕之事,必须久久为功,持续发力。15年来,浙江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不断拓展“千万工程”的广度与深度,让美丽乡村建设焕发出勃勃生机。

财政支持,坚持城乡一体化

“每个村民小组都有一个污水集中处理站,地下管道实现雨污分离,每家每户都给做了围墙。现在村里环境变好了,却没有向村民要一分钱。”65岁的鲁家村村民楼柏义谈到村里这些年的变化,感慨万千。

顾益康认为,由于部分村民环保意识不强,污水往外泼,垃圾往外倒,导致农村“污水靠蒸发、垃圾靠风刮”。但更深层次的原因是,我国长期处于城乡二元分割的体制机制下,城市垃圾和污水处理机制比较健全,农村垃圾处理机制相对不完善。

整治农村环境,钱从哪里来?浙江在规划实施“千万工程”时,就明确实行城乡一体化的财政投入机制。

比如,在治理垃圾战役中,按照覆盖城乡、运作规范、利用高效、处理彻底、保障有力的要求,浙江形成“户集、村收、镇运、县处理”的运行体系,做到保洁队伍、环卫设施、经费保障、工作制度“四到位”。同时,因地制宜、因村施策,交通便利的村纳入城市卫生保洁体系,实行城乡“一把扫帚扫到底”。

在实施“千万工程”过程中,浙江还充分发挥政府“看得见的手”与市场“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引导和撬动更多的浙商资本、乡贤资源、社会力量投入村庄整治,解决了美丽乡村建设资金短缺的问题。

因地制宜,不搞千村一面

今年2月份,全国首个乡村振兴学院——同济·黄岩乡村振兴学院在台州市黄岩区成立,学校就设在乌岩头村和沙滩村两个经过“抢救”复活的古老村落里,校区所在的村落本身就是一个乡村振兴的样本。

同济·黄岩乡村振兴学院院长、上海同济大学教授杨贵庆说,把学院建在浙江乡野之中,把课堂开在田间地头,就是要依靠同济大学雄厚的学术实力和黄岩区丰富的实践资源,脚踏实地打造一个集乡村振兴理论研究、实践指导及人才培养“三位一体”的综合性学习教育平台,因地制宜地帮助当地农村实现振兴。

依山傍水、茂林修竹,有着300多年历史的黄岩区宁溪镇乌岩头村经过“抢救”而复活,成为了浙江美丽乡村建设的样板村。村民王小芹告诉记者:“以前村里的年轻人大部分外出打工,只有一些老年人守着村庄;现在村里环境变得越来越好,很多游客慕名前来参观。”

浙江具有“七山一水二分田”的独特地理风貌。“在‘千万工程’实施过程中,我们强调各地要始终坚持从实际出发,分不同经济条件、不同区域、不同类型、不同重点推进,不搞形象工程、不搞千村一面和‘一刀切’。”浙江农业农村厅党组书记、厅长林健东说。

“对于我国广大农村地区来说,地理、民俗、发展水平千差万别。在建设美丽乡村过程中,要汲取浙江‘千万工程’的经验与智慧,学习浙江的管理运行和创新机制、工作理念和方式方法,但绝不能生搬硬套、照搬照抄浙江模式。”农业农村部环境保护科研监测所研究员郑向群说,要注意把握好整治力度、建设深度、推进速度与各级财力承受度、农民群众接受度的关系,要立足自身自然禀赋、民俗特点,更多注重村庄的特色与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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