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场智者间的对话，这是一次精彩的脑力激荡。当世界顶尖科学家们“狭路相逢”，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对于基础研究，对于青年科学家，他们有着怎样的思考和期待？听，全球“最强大脑”在上海滴水湖湖畔论道

2006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罗杰·科恩伯格、2011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丹·谢赫特曼、199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朱棣文……近日，在上海滴水湖湖畔，全球“最强大脑”开启了激烈碰撞，思想火花四溢。

向着未知前进，也许最终结果比预想的更精彩

年近80岁的谢赫特曼至今记得儿时收到的一件礼物——放大镜。虽然它很普通，但对当时的谢赫特曼来说，却是件珍贵的宝贝。他用它观察花朵、昆虫，由此进入微观世界。学生时代，老师带来了显微镜，他更加痴迷，追着老师问，下周还会把显微镜带来吗？

在好奇心驱动下，谢赫特曼走上了科学研究的道路，从此一发不可收——最终发现了准晶体，改变了人们对固体物质结构的认识。

从哈尔滨到三亚，如今的谢赫特曼到访过中国许多地方，也发现了一个奇怪现象：在东亚国家，人们似乎更害怕犯错——说错了、回答错了对于他们来说是件丢脸的事。其实不然，“失败了，再接再厉，你离成功会更近些”。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这话不仅适用于谢赫特曼，同样也指引着2012年拉斯克基础医学研究奖获得者罗纳德·韦尔在科学的高峰上不断攀登。高中时，开设了一门科学课程，尽管没有考得高分，但罗纳德对科学的热情让当时的导师注意到了他，并帮其推荐至一所学校。如果时间再往前拨，他还记得儿时进行的一项科学项目，是在地下室展开的。

“很显然，那时我所关心的不是一个宏大命题，却是儿时想要寻找答案的问题。而很多诺奖级别的科学发现，亦是如此——这些科学家们研究的初衷不是奖项，而是遏制不住的好奇心。”罗纳德·韦尔说。

他打了个比喻：有些人是滑雪的初学者，有些人是具有丰富经验的专业选手，但两者都可以平等享受滑雪带来的乐趣。他坦言，如今从科学研究中获得的乐趣，同儿时相比并无二致。到底是什么决定了一个人的职业选择？是什么让一个人走上科研道路？罗纳德·韦尔认为，除了要考虑如何赚钱谋生之外，还应该问问自己，这份工作能否让自己获得满足感，这同样重要。

“最好的科学研究是探索未知，虽然你不知道是否会成功。”在罗纳德·韦尔看来，就像当初哥伦布以为自己来到了亚洲，其实是美洲一样，科学研究很多时候也是如此。正所谓“柳暗花明又一村”。“向着未知的世界前进，也许你会发现，最终结果比预想的更精彩。”罗纳德·韦尔强调。

基础科学和发现，这是所有进步的源泉

“基础科学和发现，这是所有进步的源泉。以医学科学领域的许多重要发现为例，它们都是在追求知识的过程中完成的。总结过去100多年医学科学发展的经验教训，可以发现：不要试图直接解决难题；相反，我们更应该保持对自然的好奇心，而解决方案将随之而来。”科恩伯格的一番致辞在现场引起广泛共鸣。

一定要重视基础研究，这是科恩伯格反复强调的一句话。“这里的每一位获奖者都因其对基础研究的贡献而获得认可。每个人都渴望理解自然，而不是获得认可抑或获得经济利益。”科恩伯格说。

1959年，当科恩伯格的父亲亚瑟·科恩伯格荣膺诺贝尔奖时，科恩伯格才12岁。47年后，他因对“真核转录的分子基础所作的研究”摘得了同一桂冠。“科学或许比任何其他活动更能体现出：自我利益最好通过无私的行为来实现。”科恩伯格认为，科学是自由的、开放的和国际化的，他们中没有人是独自成功的，大家的成就建立在彼此的成就之上。

不过，在1950年以前，美国还没有全国范围的科学研究支持体系。那时，美国一些主要生物化学家，比如诺贝尔奖获得者卡尔和格特鲁德·科里，每年仅能从华盛顿大学获得50美元。此后，美国国会制定了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拨款计划。该计划基于两个原则：第一，直接用财政经费支持最佳的创意，无论是在世界哪个角落。第二，这些创意由专家小组来审查和选择，也就是所谓的同行评审。

“当时的美国国会并不知道，他们这一行动所带来的好处将会如此长远：这催生了一个新的商业活动领域——即生物技术产业。”科恩伯格说。

它山之石可以攻玉。有些国外学者认为，中国对于基础研究的投入不足。中国工程院院士林忠钦认为，这一态势已经得到改变，以上海张江的大型科学设施为例，每种设施都投入了数十亿元，中国对基础研究的重视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或许，他们是鉴于中国现在还未产生更多诺奖级的科学成果，但这需要一个过程。就像10多年前的日本，曾经也是这样。但近10年来，日本涌现了很多诺奖获得者。相信不久的将来，中国也会出现更多重量级科研成果。”林忠钦表示。

发表有影响力的论文，这是年轻学者的最大压力之一

“如何在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期刊上发表论文，这是年轻学者的最大压力之一。”对话环节，2013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兰迪·谢克曼抛出的这一敏感话题，很快引起热议。

现实的确让人担忧。根据现场一位资深编辑提供的数据，若想在顶级期刊《自然》上发布一篇论文，作者可能要承受高达85%的被拒稿概率。

论文，这是妨碍青年科学家们快速成长的一座“大山”，但不是唯一一座。中国科学院院士谭蔚泓说，很多诺奖得主在回忆科研历程时坦言，自己是在30至40岁间产生了重大科研成果，而现在很多年轻人在40岁时还没有独立实验室。

做博士后研究的时间太长，独立开展科研的时间太晚，这不仅是中国青年科学家们的困扰，也是全世界青年科学家们的“烦恼”。

2013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迈克尔·莱维特发现，1980年到2015年间，很多原先支持青年科学家的基金所支持的人群年龄开始偏大。这一点在美国基础研究领域表现得尤为明显：如今，46岁以下的年轻科学家数量在减少，他们获得的科研经费支持也有所下降，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一些正在慢慢老去的资深科学家，所获经费支持却越来越多。

“我已经71岁，所以感觉65岁的人还很年轻，我想这也是那些基金评审人所遇到的问题。”莱维特说，当评审人的年龄开始增大，他们慢慢会忘记哪些是真正年轻的群体，他们习惯于接触那批曾经被他们看中的优秀“年轻人”。

面对当下青年科学家们的种种困境，莱维特表示，他从27岁起就独立开展科学研究，“而纵观诸多诺奖得主，他们做出重大研究突破时，一般都很年轻”。

“我们众多获奖者汇聚一堂，在全世界范围倡导科学，特别是基础科学，以及对全球青年科学家的支持。”正如科恩伯格在演讲中所说，中国现在应重点支持年轻科学家优先为祖国以及人民利益做更多事情，“这是中国成为全球科技发展主要参与者的最佳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