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只有汇集爱国情感的力量，构筑民族记忆共同体，国殇民难才不会重演，和平的力量才会在国民的缅怀中凝聚

距离南京大屠杀那场惨案的发生，已经过去整整81年。

历史车轮滚滚前行，当初满目疮痍的南京早已抚平创伤，更加繁华富足。但是，日本侵略战争留下的伤痛记忆并没有在历史的洪流中变得模糊，反而更加清晰。侵略者的枪声虽淹没在历史尘埃里，但中华门城墙上的弹孔依然清晰可见；南京城的不绝哀号已随风逝去，但“万人坑”的累累白骨还在。

从劫难中走出的南京，已把屠刀化铸警钟，把逝名刻作史鉴，从冰雪到泪血，从屈辱到尊严。南京大屠杀曾经苦寒的呻吟，如今已化作和平发展的歌声，在温暖的阳光下飞旋……

幸存者的控诉

南京市西门大街418号，这块土地就是当年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遇难者遗址。这里曾经布满遇难同胞的尸体和鲜血，这里曾经埋葬无数惨死在日军屠刀下的男女老少。在此基础上建立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哀婉、令人心碎的《安魂曲》萦绕回荡，仿佛听到了一具具触目惊心的遗骨正在无言控诉，30万遇难同胞正在无声地哭泣。

1937年，南京的冬天是血色的。

历史永远不能忘却81年前的那个冬天。12月13日，侵华日军攻陷南京，短短6周内，30多万中国军民惨遭杀戮，昔日繁华的南京城尸堆如山、血流成河。繁华的六朝古都，成了血腥的人间地狱！侵华日军在中国、在南京留下了人类历史上最野蛮、最可耻的一页。

81年前冬天的那个黄昏，是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一生的噩梦，那年她8岁。

“我家9口人，一天之内被日本人杀死了7口。只要想起来，眼泪就忍不住流下来，眼睛都哭坏了。”夏淑琴说，时至今日，她依然无法面对那黑暗的一刻，不大的院子成了日寇肆意发泄兽行的屠宰场。

“当时我只有8岁，亲眼看见母亲被日本军人活活打死。后来，他们（日本军人）往我后背上戳了3刀，我昏死过去。当我醒来的时候，周围全是死去的亲人，只剩一个4岁的妹妹还在哭喊。我们就在死人堆里待着，饿了找点锅巴吃，渴了就喝凉水，伤口已经感觉不到疼了。”夏淑琴说，第10天的时候，有老人堂（难民营）的同胞来救助我们，在去避难所的路上，随处可见被日军杀害的同胞横尸街头。“碰到日本兵的时候，原本以为自己难逃一死，好在前来救援的同胞们极力保护我安全离开。在避难所，同胞们为我救治，给我粥喝，让我活了下来。”

那种生不如死的环境让人绝望，是同胞们的守望相助让屠刀下的人民看到了希望之光。

金陵大学（宿舍）难民收容所所长齐兆昌为了拯救难民，曾被日本兵用刺刀顶在胸前，幸亏同行的外籍同事用英语疾呼才被救下。寂然法师在栖霞寺设立了难民收容所，碑文拓片《寂然上人碑》详细记录了他“设佛教难民收容所，挽救老弱妇孺两万三千余人”的感人事迹。魏特琳的重要助手程瑞芳写下了著名的《程瑞芳日记》，自1937年12月8日至1938年3月1日，逐日记录下她亲眼所见的侵华日军烧杀淫掠暴行，以及她在南京大屠杀期间的心路历程。《程瑞芳日记》与《魏特琳日记》《拉贝日记》等外籍人士的证言相互印证，于2015年10月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张建军介绍，在那段腥风血雨的日子里，同胞们和众多国际友人团结在一起，冒着风险，相互支持，以各种方式保护着南京民众。

城市记忆变为人类记忆

1982年，日本文部省在审定中小学教科书时，将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篡改为“进入”中国，把南京大屠杀说成是“战争行为”，公然否认侵略中国和南京大屠杀暴行。

这一卑劣行径，激起了中国人民特别是南京人民的强烈愤慨。

“来自全国各地的干部群众、青年学生、教师、医生、工程师等，纷纷向南京市委、市政府来信呼吁，为历史也为未来，为南京人民、中国人民，也为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就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事件，编史、建馆、立碑，以纪念死者、教育后人。”原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副馆长段月萍回忆说，这些来信，字字句句充满了爱国热情，言近旨远、情理感人，表达了人民的共同心声。

这一民情迅速得到了中央的回应。1982年，邓小平同志指示说：“我们要就日本侵略战争立碑，教育广大人民，教育子孙后代。”旋即，南京市成立了筹备领导小组。1983年12月13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在南京江东门丛葬地举行建馆奠基仪式。

“建设者们不分晴雨昼夜连续作战，仅用了4个月就完成了主体工程的基建任务。1985年8月15日，纪念馆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时落成开放，比原计划提前了一年半。”曾参与过纪念馆建设的段月萍激动地说。

从建成开放的那一刻起，纪念馆便立即成为真实重现南京大屠杀历史的课堂，成为南京乃至全国的和平教育基地。建馆33年来，已累计接待观众近亿人次。其中，外籍观众约900万人次，青少年观众约5500万人次。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计者齐康说，南京大屠杀记忆不仅是南京的记忆，更是整个国家的集体记忆。

伴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中国的国力更加强盛。顺应人们“不忘历史、矢志复兴”的意愿和诉求，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推动设立国家公祭日，推动那段惨痛的历史从城市记忆上升为国家记忆。

2005年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常委、原江苏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赵龙受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所托，向全国政协提交了《关于将每年的12月13日定为国家公祭日的建议》。

2012年，“国家公祭日”议题再次在全国两会上提出。

2014年，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经表决通过，以立法形式将每年的12月13日设立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

“以国家的名义祭奠遇难同胞，就是把个体记忆、家庭记忆、城市记忆上升为国家记忆。我们让历史走进民众的心中，升华为爱国情感、转化为促进全民族砥砺前行的力量，纪念馆也为此贡献了绵薄之力。”张建军说，只有汇集爱国情感的力量，构筑民族记忆共同体，国殇民难才不会重演，和平的力量才会在国民的缅怀中凝聚。

近年来，纪念馆不断推动南京大屠杀史实的国际传播，推动这段历史上升为人类记忆，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2015年10月，总部位于巴黎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消息，《南京大屠杀档案》正式列入《世界记忆名录》，成为我国第十个被列入其中的世界记忆遗产。

后来者的奋起

一座69.5米长的哭墙矗立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正南方，这是30万遇难同胞共同的墓碑。

作为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紫金草志愿服务队的一员，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的外孙女夏媛每周都要来到这座墙前，向观众讲解这段历史。但在她眼里，这座哭墙如今被赋予了新的含义——“希望之墙”。

“哭墙正中间有一道深深的缝隙，两侧留有不规则石洞。透过缝隙和石洞，露出绿树与光亮。石墙背后有一株桑树，树枝从墙上伸展开来，护佑着这座石墙。”顺着夏媛所指的方向，记者看到，石缝中长出一棵小树苗，散发着勃勃生机。

似乎是继承了外婆的坚强，这个从七八岁就听着南京大屠杀亲人遇害故事长大的姑娘，如今越来越多地参与到传承幸存者证言的工作中来。

“知道我是幸存者的后代，身边很多人都会问我南京大屠杀是不是真的。我有责任用外婆的例子告诉他们，这是铁一般的事实。”夏媛说，作为一名南京市民，不仅要通过自己的宣讲，让世人铭记这段举国之殇的惨痛历史，同时还有义务向大家展示一个从悲惨走向辉煌的新南京。

“南京是一个独特的历史标本，给人以启迪、警醒和振奋。”多年研究南京城市经济发展的南京大学商学院教授成志明，偶尔会去金陵饭店37层的旋转餐厅。站在玻璃幕墙边，放眼望去，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尽收眼底。商贾云集，繁华一片。

风景在旋转，悄悄地，一切都在新南京的奋斗中发生变化。

“对面的中央商场，81年前在日军的屠刀下惨遭洗劫。满载而归的日军放火几乎烧掉了整个商场。但1949年4月，南京解放后的第三天，中央商场就率先恢复营业，揭开了南京商业发展新的一页。”成志明把中央商场比作英姿飒爽的弄潮儿，在苦难中不屈不挠，80年依旧焕然一新。

不仅如此，改革开放40年来，南京用约占全国0.07%的土地、0.6%的人口，创造了全国1.4%的经济总量、2%的税收，吸引了2.8%的外资。《全球城市竞争力报告2018—2019》显示，南京经济竞争力在全球1007个城市中排名第45位，在293个中国城市中位列前10位。

南京市委书记张敬华在评价南京时说，不循于俗的“南京基因”，塑造了南京眼界宽广、胸襟博大、敢于闯荡的精神风貌，推动南京凤凰涅槃、走在前列。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铭记不只是民族的悲怆。纪念，从不为宣扬复仇的怨念，只为许下复兴的心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