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特征就是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这个基本特征，是我们抓经济工作必须把握的大前提、大逻辑。他强调，高质量发展是我们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确定发展思路、制定经济政策、实施宏观调控的根本要求。如何把握高质量发展的科学内涵？在实践层面怎样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大课题，需要深入研究探讨。

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必须转向高质量发展

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那么何为高质量发展？马克思曾提出外延扩大再生产和内涵扩大再生产两种方式。根据马克思的划分，高投入所带动的高增长无疑是外延扩大再生产；而以提高效率为特征的高质量发展，则是内涵扩大再生产。对高质量发展，中央也有明确的解释，是创新成为第一动力、协调成为内生特点、绿色成为普遍形态、开放成为必由之路、共享成为根本目的的发展。

在经济学里，发展与增长确实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美国经济学家金德尔伯格在1973年出版的《经济发展》一书中作过这样的解释：“如同一个人，增长是指身高体重的增加，发展则是指知识素质的提升。”由此他进一步指出，增长重点强调的是经济总量，发展虽然也要有一定的总量，但重点强调的却是经济质量。

全面理解高质量发展的科学内涵，我体会应把握三个要点：一是以科技创新为动力；二是以资源集约和节约为前提；三是以提升产出质量和效率（竞争力）为目标。用一句话概括，就是要通过动力变革实现经济发展的质量变革与效率变革。如果这样理解高质量发展，那么接着的问题是：我国经济为何要从高速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看：

从对外出口看。无须讳言，我国过去几十年经济高增长得益于成功实施“出口导向战略”。可2010年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后，外部环境发生了变化，美国等西方国家推行贸易保护主义，开始围堵中国的出口。由于我国出口到发达国家的产品大多是劳动密集型产品，这类产品其他发展中国家也生产，而且成本比我们更低。在中高端产业方面，由于美欧发达国家近年来大幅减税吸引了高端制造企业回流，而我国中高端制造业却相对落后，因此要想靠出口中低端产品拉动经济已经难以为继。

从国内投资需求看。自2010年以来，我国的投资和消费增长率出现了下滑趋势。国际经验表明，当一个国家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已经完成，若继续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其边际收益必然大幅递减。目前我国所面临的困难正是如此，我们不仅拥有了较为完备的公共基础设施，而且已建成了中低端制造业体系。随着投资空间的逐步缩小，今后若再主要靠投资拉动经济也已难以为继。

从供需结构看。经济学有一个基本原理：收入决定消费。意思是说：中低收入群体对中低端产品有消费需求；中等收入群体消费升级会产生新的消费需求；高收入群体对具有高附加值的高端产品有需求。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中高收入群体在日益扩大，需求结构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可长期以来我们的生产要素却集中于中低端产业，导致中高端产业发展相对滞后，从而造成了中低端产品过剩与中高端产品短缺的矛盾。这种局面不改变，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也将难以为继。

正是基于以上现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高质量发展，是保持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是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必然要求，必须深刻认识、全面领会、真正落实。

转向高质量发展必须推动产业跨越式升级

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史表明，产业升级通常是从“劳动密集型”升级到“资本密集型”，然后再从“资本密集型”升级到“技术密集型”。需要研究的是，中国经济实行高质量发展是否也应遵循这一升级路径？我们是否能超越这一路径而实现跨越式升级？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弄清楚传统产业升级的路径是怎样形成的。

农业是最古老的产业之一。众所周知，人类早期农业的生产效率极低，直到17世纪工业革命到来，机器的发明推动了机械农具的采用，农业才得以升级。不过到19世纪末，农具的自动化程度虽不断提高，但种植技术却未有大的改进，故此前的农业称为“传统农业”。进入20世纪后，生物技术开始应用于农业，传统农业便升级为现代农业。

事实上，在工业化中期之前，其他产业的升级路径也是如此。如制造业先从手工生产升级到机械化生产，然后再升级到智能机器生产。服装业最初也是手工缝制，后来采用半自动缝纫机，而今天则采用全自动化机器。也正因如此，马克思当年用“资本有机构成”反映企业的技术进步水平。

所谓资本有机构成，指的是由企业技术构成决定的资本价值构成。假定某企业原来一个工人操作一台机器；而现在一个工人操作5台机器，这样技术构成就提高了5倍。技术构成提高，资本有机构成当然也随之提高。由此可见，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过程，就是产业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升级的过程。应当追问的是：工业化中期之前，为何产业会普遍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升级？

马克思解释有两个方面原因：一方面，企业有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动机，为取得超额利润，行业内部的企业必然出现竞争；另一方面，由于产品的市场价格不由某个企业决定而是由市场决定，这样企业要争取超额利润只能降成本。比如有两家企业生产玻璃杯，每只市场价格为10元。当价格由市场锁定后，企业要赚取更多利润就必须降低生产耗费或者提高生产效率，可这两者都需使用先进的机器。

要指出的是，马克思分析的是工业化中期前的情形。当工业化进入中后期，特别是第三次新技术革命后，产业升级却发生了变化，有不少企业直接从劳动密集型跃升为技术密集型，也有企业一经设立便是技术密集型，微软、英特尔、苹果公司等就是典型的例子；国内的大牌制药企业“同仁堂”“九芝堂”等，产业升级也主要靠提升技术含量，而不是提高有机构成。

为何微软、苹果公司不再走传统产业升级的老路？对此我们可借助经济学的“受价”与“觅价”原理作分析。所谓“受价”，是指企业只能被动地接受市场价格；“觅价”则是指企业可以自主决定产品价格。经济学指出，有的企业之所以能够“觅价”，是因为此类企业有独特的领先技术，别人无法与其竞争，他可通过调控产量主导定价。

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一个企业一旦拥有了觅价权，争取超额利润就无需降成本，当然也就用不着提高资本有机构成。同时，由于市场上存在众多的潜在竞争者，为了维护自己的觅价权，企业会不断加大创新投入，让产品向更高的技术层面升级。现实生活中不乏这样的例子，苹果手机已升级到iPhoneXS，可苹果公司自己主要是做研发，产品生产加工却委托给了别的企业。

分析至此可得出三点结论：第一，产业升级是部门内企业竞争的结果，目的是争取超额利润；第二，产业升级路径取决于觅价权，企业没有觅价权会向资本密集型升级，而有觅价权则向技术密集型升级；第三，觅价权来自独特的领先技术，一个企业要想实现产业跨越式升级，前提是必须拥有自主创新的领先技术。

推动产业跨越式升级必须依靠创新驱动

我国要实现产业跨越式升级，必须转换发展动力，从过去的投资、出口拉动转换为创新驱动。这样就引出了一个问题：如果科技创新是产业升级的驱动力，那么科技创新的动力从何而来？目前人们的共识是通过体制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关于体制创新与科技创新，习近平总书记有个非常精辟的比喻：“如果把科技创新比作我国发展的新引擎，那么改革就是点燃这个新引擎必不可少的点火系。”

通过体制创新增强科技创新动力，必须明确科技创新的主体和不同主体追求的目标，因为创新主体和目标与创新动力紧密相关。目前流行的说法是，科技创新主体有三个：一是政府；二是企业；三是科技人员。我的看法，政府是体制创新主体而非科技创新主体，政府可推动科技创新但不直接从事科技创新；企业与科技人员是创新主体，但两者追求的目标却又有所不同。

政府作为体制创新主体，其动力来自对民族复兴的追求。鸦片战争后一百年，中国积贫积弱，新中国成立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直是我们追求的目标。可是建国初的一个时期，由于西方国家的封锁，经济发展处处受制于人。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与全国科技大会召开，明确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由此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新时期。

企业的创新动力，则来自对利润最大化的追求。有利润最大化的牵引，照理企业应该积极创新，可时下不仅国企缺乏创新动力，民企也普遍创新不足。究其原因是创新有风险。美国经济学家奈特在《风险、不确定性与利润》一书中曾将企业分为三类：风险偏好型；风险规避型；风险中型。由于创新失败的概率高，而大多企业又属风险规避型，若没有相应的风险分担机制，企业当然不愿创新。

科技人员的创新动力，一方面来自他们的报国情怀，另一方面也来自对自身利益的关切。但无论出于何动机，科技人员都不会缺少创新动力。有数据显示，我国专利申请连续几年居全球之首，年均超过100万件；到2017年底专利拥有量已超过100万件。两个100万足可佐证这一判断。

由此看来，当前增强创新动力，重点是在政府与企业。关于推动体制创新，关键是要通过中央顶层设计，并利用中央的权威加快“放管服”改革，进一步破除各种束缚创新发展活力的桎梏，最大限度减少政府对市场资源的直接配置，最大限度减少政府对市场活动的直接干预，让亿万群众的聪明才智得到充分发挥，推动经济依靠创新提质增效。

增强国企创新动力，关键是激励或约束企业高管层。有两招：一是将技术创新（如研发投入）作为企业绩效考核的重要指标；二是对高管层采用“工资+期权”的薪酬机制：工资与年度绩效挂钩，期权与整个任期的创新收益挂钩。鼓励民营企业创新，关键是建立创新风险分担机制，问题是这种机制如何建？从国际经验看，创新板市场是分散风险的有效机制。纳斯达克（创新板）对推动美国技术创新居功甚伟，而英国1995年也开放了创新板（AIM）。我国的创新板虽然已经在上海设立，但进出机制尚待完善，这方面的改革力度还应进一步加大，以便为企业创新提供融资平台并分担风险。（作者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副校长(副院长)、中央党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