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赵凤兰

读书节目承载着润物细无声的文化使命，它的价值无法用短期的利润、流量和收视率来衡量，也无法将这一格调高雅的精神产品简单地量化和物化

随着《中国诗词大会》《见字如面》《朗读者》等人文类综艺节目对电视媒介文化空间的释放和激活，曾一度被“泛娱乐化”时代淘汰出局的读书类节目渐有回暖之势。近日，由实力文化与腾讯视频出品的大型场景式读书节目《一本好书》，为读书类节目在文化综艺新蓝海中重获生存空间和话语权赢得了契机。

《一本好书》是《见字如面》的副产品，也是总导演关正文历时两年研发的大型原创类读书节目。为了让电视读书以全新的面貌涅槃重生，《一本好书》采取了最为“兴师动众”的读书方式，它拟每期推出一部近40年来影响人类文明进程且有广泛阅读价值的好书，以舞台剧的形式将书中的经典内容活灵活现地演绎出来，可谓一部场景化演绎的“可视之书”，又如同是一部演绎现代名著的“活报剧”，让观众在360度沉浸式舞台化场景中身临其境地“读书”。在首期推出的全球经典名著《月亮和六便士》中，偌大的环形舞台被布置成书中真实的舞台化场景，饰演毛姆的赵立新和饰演男主人公斯特里克兰德的黄维德穿梭其中尽情演绎，其间穿插陈晓楠、蒋方舟、朱大可三位嘉宾的互动品评。该节目在腾讯网和江苏卫视一经播出，其让书活起来、生动化的“演书”模式的确令观众耳目一新。

从传统的看书到听书，再到如今的演书，读书的方式随时代环境和载体的变化可谓花样翻新。“没有人能做出热播的读书节目，为何你能？”正如导演关正文被质疑的那样，《一本好书》能否成为爆款尚有待市场检验，但孤寂清冷的读书类节目历来与“热播”二字无缘却是不争的事实。

长期以来，读书类节目在电视荧屏上一直扮演着尴尬的角色。以1996年央视开播的全国首档读书节目《读书时间》为标志，电视读书在中国的发展迄今有20多年历史。在上世纪90年代中国出版业勃兴之际，全国曾有20多家电视台播出读书类节目。然而，在经历了不到10年的辉煌后，2005年，随着以《超级女声》为代表的“泛娱乐化”时代的到来，受娱乐选秀类节目的伏击和收视率这一达摩克利斯之剑的侵扰，加之网络时代受众阅读平台的迁移，读书类节目在“末位淘汰制”的生存重压下纷纷淡出荧屏。一时间，北京有线电视台《华夏书苑》、湖南卫视的《开卷有益》、上海电视台的《阅读长廊》、湖南电视台的《爱晚书亭》、青岛电视台的《一味书屋》等“集体谢幕”，只有情怀不能赚钱还霸占时段的电视读书类节目因面临严冬而沦为“濒危物种”。

然而，读书这项高雅的精神活动并非精英们的专利，一个文明大国的国民断然不能缺失阅读的传统。尤其是在倡导全民阅读、建设书香中国的当下，电视作为最有群众基础的大众媒介，参与和推动大众阅读也是理所当然。电视读书节目应当“有所为不缺位”，同时承担起让国民“读好书、好读书”的重任。如今，在经历了被娱乐节目碾压的阵痛后，融媒体时代的视频类读书节目正以新的面貌和时代气息悄然复归。比如，江苏卫视的《阅读·阅美》以“美文推荐+美文朗读+人物访谈”三位一体的模式对传统读书节目进行升级和优化，让观众拥有更强的代入感和勾连感；深圳卫视等出品的《一路书香》走出了书斋和演播室，将读书与旅游相结合，以天地为幕、读大地之书的户外文化探寻方式让观众领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和书香之美；前些年依依惜别凤凰卫视《开卷八分钟》的梁文道，也在新的脱口秀节目《一千零一夜》中东山再起，以行游的荐书方式在北京天桥上讲《了不起的盖茨比》、在地铁里讲《老人与海》，在街头用经典触摸人性肌理、在霓虹灯下与夜归人并肩同行；而腾讯视频打造的《许子东现代文学课》则干脆摒弃了节目的形式和包装，完全从文学内容出发，以课堂实录“公开课”的极简方式向公众传播中国现代文学简史。这些节目在创意、表现内容和形式上可谓挖空心思，穷尽各种媒介和手段，且一改传统读书节目通过访谈或评论介绍书、推介书的简单模式，充分发挥影像媒介的优势，通过更为立体多元的载体和与其他类型节目混搭等方式进行节目的嫁接和深度融合，使高冷范儿的读书节目走出书斋、走向大众，满足了部分想看好书、想了解书又想看节目的人的需求，有效增强了观众对节目的黏性和互动性，同时也为全媒体时代读书节目的创新探索出了新的观赏模式和说书路径。

主打品位和情怀的视频读书类节目复现荧屏不仅是中国电视人文价值的回归，也是时代精神的召唤。可我们还应清醒地看到，这类节目在市场上的生存空间依然逼仄。这一方面归结于浮躁的市场生态环境；另一方面也受制于读书节目自身的特性。从读书节目本身来讲，读书是一项诉诸理性和思辨的深层脑力运动和心灵活动，电视和视频媒介的观赏要求和浅阅读特性有时需要读书节目去思想性和深刻化。此外，视频声音的即逝性、画面的移动性、影像的瞬间性决定了电视读书节目留给观众的品位和思索是有限的，要想在短时间内留住观众的眼和心，就要探索出将纸质文本视觉化、将抽象思维具象化、将深邃思想通俗化、将私人读书公众化的最有效的表达方式。从读者来说，读书除了倚赖他人影响灌输外，还得靠个人独自咀嚼书本，我们固然不能指望一档读书节目就能彻底改变国人读书少的现状，但阅读的方式和载体是多样的，读书节目对于普及大众文化认知、引领全民阅读风尚功莫大焉。正如关正文在给节目定位时所言：“希望抛出《一本好书》这块‘砖’，引出观众用心读好书这块‘玉’；只要观众看完《月亮和六便士》这档节目，马上去读这本书，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迄今为止，最畅销的书也不过百万量级的读者，这跟视频节目动辄上千万、上亿的受众规模没法比。”可见，电视读书有着纸本阅读无法替代的优势和影响力。

从市场的角度来看，尽管中国电视业市场化催生读书节目不断进行自我蝶变和调整，但我们还应理性看待这一节目类型。读书节目承载着润物细无声的文化使命，它的价值无法用短期的利润、流量和收视率来衡量，也无法将这一格调高雅的精神产品简单地量化和物化。全民读书关乎国民精神福祉和公共利益，电视台等媒介机构除了盈利外，也有责任在公共服务原则下通过节目为公众提供最好的信息、人文和教育的高品质产品，尽管有许多节目的内容，只有少数观众感兴趣，也不受广告商的青睐，但只要这些内容所传递的人文知识恰恰代表了人类文明的价值，那么它一样具有存在的价值。毕竟，娱乐和广告不是电视节目的唯一目的，人文精神缺失的电视台是没有生命力的。换句话说，当一家媒体失去了公信力，那么它所做的其他一切都将失去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说，《一本好书》等读书类节目涅槃重生、复现荧屏是好事，它是喧嚣地带的一方净土、一股清流，我们要关注并呵护它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