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是有效率、有质量的投资增长，即使速度比以前低一些，也会对结构优化、民生改善、就业增加产生积极效应

“强刺激”只会固化原有经济结构，使新旧动能转换更加困难，损害已有转型成果，与改革目标不吻合

稳投资，是我国经济下半年重要任务之一。近一段时间以来，随着稳投资工作力度的加大，多地出台基础设施等领域“补短板”计划，有的规模超过了万亿元，这让投资“强刺激”等观点再次浮出水面。

实际上，稳投资不等于“强刺激”，当前我国经济更看重高质量投资增长，一味依靠基础设施扩张促进投资增长不具备现实可行性，只要是有效率、有质量的投资增长，即使速度比以前低一些，也会对结构优化、民生改善、就业增加产生积极效应，我国经济不会走依靠投资刺激发展的老路子。

改革开放以来，投资一直是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之一。近年来，随着我国投资结构不断优化，经济增长对投资的依赖性有所降低，投资增速也从过去的两位数增长回落到个位数，部分年度投资增速甚至低于当年GDP增速。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投资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刘立峰认为，投资增速持续回落会加剧经济波动，影响经济增长和就业稳定，特别是在经济运行稳中有变、外部不确定性增大的情况下，稳投资就显得尤为重要。当前，稳投资仍是稳增长的关键性因素之一。与此同时，消费和出口不确定性增加，需要投资发挥“稳定器”作用。

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角度看，同样需要有效投资的精准发力。增加有效投资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补短板的重要举措，近年来投资补基础设施和民生短板的效果比较明显。刘立峰认为，补短板是扩大有效投资的目标和方向，扩大有效投资是补短板的实现途径。只有保持稳定的投资增长并精准发力，才能提高补短板效率。

“大水漫灌”“大干快干”“一哄而上”……一度盛行的各种投资冒进行为，至今让不少地方仍心有余悸。对此，刘立峰认为，要保持经济平稳增长，就必须把投资增长控制在合理适度范围之内，但当前稳投资已不再是单纯推高投资增速，而是要稳定投资，拉动有效投资。

长期基础设施高强度投入，已使我国成为世界上基础设施水平和质量较高国家。2017年，我国年度基础设施投资达到14万亿元，占全球基础设施投资总规模的近3成。刘立峰表示，目前我国基础设施投入高峰期已过，边际效应相对较好的项目越来越少，投资需求明显下降，不应该对其未来快速增长抱太大希望。

更重要的是，长期高投入使不少地方政府财力不堪重负，城投债等债务违约现象开始出现，地方债发行出现困难，融资难度和成本加大。刘立峰认为，如果算上隐性债务，绝大多数省份债务融资空间已经不大。在庞大的债务规模和还本付息压力下，一些地方提出的投资计划有些不切实际。

实际上，所谓的投资“强刺激”还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向冲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矫正要素配置扭曲，扩大有效供给，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实现高质量发展，即摆脱以往经济周期下行时对投资的过度依赖，摆脱对“铁公基”等基础设施的过度依赖，逐步去除高耗能、高污染、资源型产业的过剩产能，同时将投资的重点转向教育、科技、信息的投入上面来。

“强刺激”只会固化原有经济结构，使新旧动能转换更加困难，损害已有转型成果，与改革目标不吻合。

刘立峰认为，应摒弃“投资强刺激”老路子，抓住问题的主要矛盾，调整财税政策的着力点，切实扩大有效投资。首先，要把稳投资与“补短板”紧密结合起来，加大经济与社会薄弱领域的政府投资力度。比如，要加快川藏铁路等工程建设，推动中西部基础设施上新台阶；加快城际铁路和城轨交通建设，解决群众出行难；加大幼儿园、养老等设施的建设力度等。其次，要营造有利于社会投资的发展环境，逐步恢复投资者信心。进一步放宽服务业外资准入限制，加强企业家财产保护，缓解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等。再次，要加大投资领域的改革力度。把改革重点放在调整利益关系、完善权责分工等方面，比如探索地方债发行制度改革，进一步调整优化政府间的投资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赋予基层乡镇政府一定的土地管理权和收入支配权，有效促进投资活力释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