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何滔是47年前。

那时我刚刚通过乡下招工到吉林通化矿务局当了一名矿工。我的第一个师傅经常说咱局有个叫何滔的测量工程师，十五六岁就从上海来到咱这山沟里，不是大学生，能耐却比大学生还强。他测的矿井工程，那叫一个“准成儿”，有一处2000米的大巷，两头对掘，贯通时高低才差不到一拳头！

四年后，我见到了何滔。他中等个头，精瘦精瘦的，肤色挺黑，眼窝很深，目光炯炯有神，走近时能闻到他身上淡淡的烟味，据说是位抽烟熬夜的能人。

矿务局地测处测量队有个帅气小伙姓滕，他开始对自己这份工作挺不中意，一天天翻山越岭、上天入地的，太苦。但何滔是他们的头儿，长他一辈儿的人了，从不叫苦，小滕就很难把怂话说出口，后来有一个过节，让小滕彻底服了。他搞全矿区百公里区域的三四等三角网平差计算，也不知哪里出了错，好几天反复弄也合不上，只好请教何工。何滔把那一摞计算表格快速瞄了一遍，在400多个数据中，手指着其中6个：“把这几个数再算一下，就能合上了。”小滕按照指点做了，果然一通百通，一会儿工夫就做妥了。“何老师这业务能力，真是太棒了！”

那时候何滔正参与编写《煤矿测量手册》。这是当年煤炭部指定作为全国煤矿测量专业工具书的权威性出版物，编写者都是国内测量界的名人，何滔是其中唯一的函授生出身的专家。大家记得，那些日子他总是带着熬红的眼睛上班。直到今天，这本书仍然是全国煤矿必备的技术规范书籍之一。

说到熬夜，何滔堪称“专家”。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他正在攻读武汉测绘学院的函授学业，忙工作、忙学习，还要忙孩子、忙家事，一点闲空没有，全靠“日头不足月亮补”，天天忙到后半夜。30多年后，当时负责评职工作的同志饶有兴致地说起1982年煤炭系统首批教授级高工候选人答辩的故事：“何滔的答辩，把评委们都‘镇住’了！”用微积分推导一组测量数据，层层剥茧，讲得头头是道。“那哪里是答辩，分明是给大家上一堂生动的专业课！”

1983年初，东煤公司成立，同时组建省煤炭工业局，何滔被任命为副局长。三年后我从东煤公司调到这个局当办公室副主任。我俩办公室斜对门，他家就在我们办公室楼下。不长时间，我心中就形成了何滔“这个人”的立体形象。

这是一个勤奋得近乎发狂的人。那时电脑办公刚开始推行，他的业余时间几乎全用在学习电脑技术上。他攻的不是一般的DOS操作，而是电脑绘图，进而是程序编制以及地质测量业务的计算机辅助计算与设计。他家的灯总是亮到子夜，他的电脑水平很快就到了“无人与之同行”的程度，局里众多技术人员，包括刚毕业的大学生，都难以与他“携手并进”。

这是一个如锥子般刻苦钻研的人。工作、专业上不用说，其他方面也一样。让大家叫绝的有一件事：服侍患尿毒症的妻子。他不仅钻研了大量有关肾病的书籍，成为可与专业医师讨论治疗方案的人，而且自己为妻子做透析，在近十年时间里，从半月、一周到一天四次，每次都做详细记录，药的用量、液体流量、时间过程、病人反应、预后效果等，都一一记录清楚，然后每隔一段时间做一次全面分析，提出改进治疗的意见与医生讨论，使妻子的病情保持了少有的长时间稳定。后来他把那些记录拿给我看，足足有一尺厚！

这是一个方正无邪、心如童稚的人。在他眼里，世事就如同他测量专业的经纬、水平、距离，横就是横，竖就是竖，平就是平，差就是差，明确直白，从没有“弯弯绕”。有一回，他接待某县领导，研究该县一座煤矿的技改问题，对着一堆图纸，趴着、站着，认认真真地与人交流、商讨、讲解、争论，一直到中午11点半才完事。眼见到了饭点，他起身就要送客。随行煤矿干部疑惑，偷偷跑出来找我：“不安排午饭吗？”我只好进去请示，何局长好像才明白过来，急忙解释：“哎哟，我们这机关经费紧，没有留客的规矩。”我在省煤炭局五年并分管机关财务，清楚地记得：平均每年的招待费竟不到3000元。

他就是这样一个人，对物质利益、对职位都“迟钝”得可爱。为了挚爱的科技专业，后来他坚决辞掉行政职务，做了一名煤田地质测量工程师，一直干到退休。

退休后，何滔一如既往。2009年初他查出患了肺癌，在北京肿瘤医院做手术，打开后发现已无法切除，只好重新缝上靠放疗来缓解病情。但术后他如没事人一样，很快就投入辛勤的劳作之中。编制“煤田地质计算机辅助勘探”的软件，是他大半生的夙愿。他要结合自己60年的经验，把煤田地质诸要素与各种勘探手段结合起来，做到输入某个特定数据，即可由计算机计算，得出初步结论，为进一步实质性物探、钻探提供先导性依据，然后再根据实质性勘探所见，输入电脑进一步计算，得出更精确的结论，从而大大加快勘探的进度，节省勘探费用。他对我说：这是自己一生钻研、实践的总结，算是留给后人的一份礼物，完成它，“我就今生无憾了”。2017年，他把这套凝结着自己毕生心血和人格精神的成果，无偿捐给了中国矿大和辽宁科技大学。他欣慰地告诉我：“我没成为正规的大学生，但这套东西能为培养大学生出一份力，我也算了却了一生的遗憾！”

2016年秋天，我又一次出远门，他执意要为我送行。在那家小馆子里，只我们两人，他有些轻松，有些惬意。那天他谈到了家世，谈到了15岁从上海到通化一路的感受，谈到当初跟师傅学测量的一件件故事，那些艰苦、遇到的危险，都成了美好回忆。等我2017年春天回来，何滔的那个软件已经完成。然而，这一年，癌症转移被查实，他断断续续地住院、出院，再住院，被折磨得越来越疲惫。但他的心态始终是乐观的，不是乐于“病情好转”，而是乐于“死而无憾”。有一样，叫医生们苦笑不已：这位患者与众不同，每一个治疗方案、每一次药物施用，都必须与病人讨论甚至争论，这病人“任何事都要搞得明明白白”。这是他一生钻研精神的最后勃发！

是最后告别的时候了。我强忍住泪水，掩饰着悲痛，不敢久看他变形的面庞，不敢直视他依然炽热的眼神，嘴里叨咕着些不着边际的安慰话语：“会好起来……会有奇迹发生……”可是他笑出声来：“哪有什么奇迹！不必要了……八十过了，事情完了，没啥遗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