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银行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累计为9.1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少2.03万亿元。中国人民银行参事盛松成告诉经济日报记者，上半年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下降的主要原因是表外融资降幅明显，人民币贷款等表内融资虽有增加，但未能弥补相应的融资缺口，而这也是去年底以来一系列强监管政策综合作用的结果。

据介绍，去年12月起，监管部门陆续下发3个文件，规范了银信类业务和委托贷款，并明确将影子银行和交叉性金融产品风险纳入2018年整治工作要点。受此影响，信托贷款和委托贷款自今年1月起明显收缩。

对票据领域的监管趋严是影响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的另一因素。今年以来，监管部门加强了对票据领域违规行为的执法力度。5月份，《关于规范银行业金融机构跨省票据业务的通知》发布，进一步要求银行加强对票据承兑、贴现的授信管理，加强对票据转贴现和买入返售业务交易对手的风险控制，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未贴现银行承兑汇票融资的增长。

“在当前信用风险上升的背景下，现金流紧张的企业加速贴现。”盛松成表示，5月末贴现银行承兑汇票由净增转为负增长，而银行表内的票据贴现融资增加1447亿元，同比多增2916亿元。此外，目前贴现利率较高，银行也有动力做票据贴现获利，并借此调整资产期限，以更好地满足5月份发布的《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管理办法》规定的流动性覆盖率、流动性比率等指标要求。

盛松成认为，地方政府举债受到严格规范，投融资放缓也带动社会融资规模下降。2017年以来，一系列规范地方政府融资的文件出台，特别是今年3月份发布的《关于规范金融企业对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投融资行为有关问题的通知》，要求金融企业除购买地方政府债券外，不得直接或间接为地方政府提供任何形式的融资，不得违规新增地方融资平台公司贷款，不得要求地方政府违法违规提供担保等。受此影响，部分平台贷款规模收缩，城投债发行加权平均利率一季度为5.92%，同比上升82个基点，发行规模持续下降。

信用违约事件增多、企业债券发行困难也影响了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今年以来，在去杠杆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推进、整体流动性趋紧的大环境下，公司信用债违约现象有增多趋势。“受此影响，投资者对中低评级企业存有疑虑，信用债发行困难。”盛松成表示。

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宗良表示，资管新规对社会融资规模也产生了一定影响，但资管新规的市场影响已提前释放，发布后非标投资规模基本稳定。新规发布后，金融机构着手整改，嵌套类产品和通道业务规模延续下降趋势，但并未出现断崖式的产品收缩，银行理财产品的非标投资规模变化也不大。同时，资管新规从期限匹配等方面对资管产品投资非标资产进行了严格限制，使得房地产、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两高一剩”等行业的重要融资渠道受阻，前期积累的债务风险加快暴露，信用违约风险上升。

今年以来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增速总体合理，但在一系列强监管、去杠杆政策的综合作用下，新增规模逐步下降。据悉，近期，仍有部分监管政策即将出台。“应审慎评估市场影响，合理把握出台时机和执行力度、节奏。”宗良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