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这为中国特色社会科学繁荣发展指明了根本方向。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体现在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当中。改革开放以来的四十年是中国历史发展光辉灿烂的四十年。从人类文明发展的角度来看，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四十年是世界历史发展中的重大事件，是值得浓墨重彩、大书特书的四十年。这四十年，中国一跃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创造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奇迹；这四十年，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成为全球治理的重要主体。

从财政角度看，财政改革坚持改革为了人民、改革依靠人民，把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各层次需求、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化解人民群众面临的各类公共风险作为改革的出发点。例如，四十年前，在历史的十字路口，我国当时面临的重大问题是“短缺”，包括物质经济的“短缺”和各方面的“短缺”。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是通过改革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在这种背景下，财政改革成为经济改革的突破口。财政“放权让利”，一方面调动各级地方政府的积极性，释放创新空间；另一方面，通过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促进多元化市场主体形成。再如，二十年前，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城乡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生产要素、人口流动日益频繁。原财政体制难以适应新的所有制关系和社会变革的要求。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财政改革大力度推进，改革重点转向财政支出领域，通过财政改革推动社会改革。在这一时期正式提出了加快建立公共财政框架的目标任务，强调财政要突出公共性、公平性、公益性和法治性。财政改革着力化解面临的各种公共风险，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不同发展阶段的不确定性、公共风险是不一样的，财政要解决的问题、应对的风险也不一样，这些因素推动了财政的改革和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现代财政的新使命是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实际上就是解决新时代面临的公共风险。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要“更加自觉地防范各种风险，坚决战胜一切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和自然界出现的困难和挑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要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等攻坚战，要“增强驾驭风险本领，健全各方面风险防控机制，善于处理各种复杂矛盾，勇于战胜前进道路上的各种艰难险阻，牢牢把握工作主动权”。显然，研究风险防范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对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任务，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具有四两拨千斤的功效。财政改革也具有杠杆效应。世界的本质是不确定性，而财政改革的目的就是应对各种不确定性，防范和化解公共风险。财政改革的杠杆效应和功能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财政改革作为总体改革的组成部分，预防和化解经济社会运行过程中内生的公共风险；二是财政改革可以化解总体改革过程中产生的公共风险，为总体改革承担成本，并巩固改革的成果。对于人民群众来说，不同层次的需求并不是先后的关系，而是同时存在的，但在不同的情况下，重要性和需求的具体内容可能存在差别。因此，在不同的阶段会形成不同的需求，产生不同的风险组合，这些需求和风险推动着财政改革。各个维度的财政改革交叉融合，推动着我国财政改革波浪式前进。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政经历了波澜壮阔的改革进程，积累了丰富的宝贵经验。与此同时，理论界也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和探索，寻求构建符合中国特色的财政理论体系。作为财政科研工作者，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刘尚希研究员紧密结合中国财政改革发展实践，坚持进行理论思考，笔耕不辍，形成了大量理论研究成果，特别是提出并不断完善以“公共风险论”为核心的财政基础理论。这些研究成果对揭示财政的运行逻辑，阐述财政本质和解释为什么“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都有很强的理论指导性和实践说服力，对中国的改革和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摘自《公共风险论》序言，本文作者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