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1979年，武汉汉口。一条长度1632米、有着500多年历史的老街，成为我国商品流通体制改革的探索者和先行者。它，就是汉正街。面对当年物质短缺、产销脱节、渠道单一、群众物质需求日益增长的经济状况，汉正街小商品市场应运而生，率先探索在城市恢复、发展个体经济，建立商品自由流通市场，并成为“买全国，卖全国”的典范。然而，随着全国各地小商品市场不断成熟，经营理念不断升级，汉正街这个曾经的商品流通改革的弄潮儿渐失风光。如今的汉正街能否找准定位、重新出发，取决于其能否解答好新的时代课题。
汉正街兴起于明朝成化年间，名号取自古汉口之正街，是“汉派”商业文化的发祥地，至今已有500多年历史。汉口依托长江、汉水两条黄金水道，历史上曾有过“十里帆樯依市立，万家灯火彻宵明”的商贸繁荣景观，素有“货到汉口活”之誉。
1979年9月，103位个体经营户开始在汉正街持证摆摊，汉正街小商品市场“一炮而红”，以致当时流传一句话：要看对外开放，得去深圳；要看对内搞活，得到汉正街。40年来，汉正街从最初103位个体户，到如今商户数以万计；从只能单一经营小百货，到如今所售商品涉及10多个专业大类30多万个品种；从创业之初的一条千米窄街，到如今的现代商贸区。“如果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思想、理论领域里开启了一扇追求真理的大门，那么汉正街则是在实践领域，开拓着符合中国国情的市场经济发展途径。”湖北省作协原副主席刘富道在他所著的《天下第一街——武汉汉正街》一书中表示，汉正街人以“敢为天下先”的精神，不断突破计划经济束缚，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全国第一，成为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试验田”和“风向标”，也由此成就了“天下第一街”。
“吃螃蟹”的一百零三将
改革开放之初，为什么汉正街能站上时代潮头？多年研究汉正街模式的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朱延福教授表示，这是因为汉正街具有不可多得的传统优势和区位优势。
在上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我国的绝大部分人口在农村。即使在城市，市民消费也主要集中在日用小商品领域，城乡居民消费差异不大。随着改革开放步伐加快，城乡居民的物质需求日益增长。当时，商品流通领域被国营企业垄断，各地日用商品短缺情况严重。“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群众生活水平日益改善，对小商品的需求也日益旺盛，汉正街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逐渐成长起来的。”朱延福介绍说，1979年，汉正街实行了以民营经济为主的所有制结构变革，打破了国有和集体企业对商业的垄断。同时，汉正街商户最先在全国范围内开展长途贩运经营，突破了商品流通的区域壁垒，让人们重新认识到了搞活流通的巨大价值。
彼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带来的思想解放正在中华大地酝酿、萌动。1979年9月，还顶着武汉市革命委员会牌子的政府管理者们，发布了这样一份红头文件：要恢复和发展集市贸易，恢复和发展个体经济，给个体工商户颁发营业执照。汉正街正是武汉硚口区工商局的改革试点。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人们，可能无法想象计划经济时代商品流通效率之低，社会对商品经济误解之深。那时，小到一枚纽扣，大到一辆汽车，都必须严格按照“政府下达生产计划——企业生产——国有商业部门收购后定价销售”的路线图运行，最终才能到达消费者手中。
市场要建了，人从哪里来？据时任硚口区工商局局长的任正运介绍，当时决定恢复和发展个体经济的初衷之一，就是安置社会上越来越多的待业青年。可实际上，汉正街最早的103户个体户中，大多数是重操旧业的老商贩，真正的待业青年并不多。“当时大多数人都不敢贸然从商。当个体户风险太大。”任正运说。
首批103户商户之一，曾是汉正街首个万元户、百万元户的郑举选就有过这样的经历。1979年，时年39岁的郑举选接过15元换来的个体经营执照时，内心忐忑不安。“我不想再走这条路，但是我除了干这个，也无路可走了。我还有三个伢要读书、要吃饭。”尽管心里没底，但迫于生计，郑举选还是操起了老本行。
从汉口利济路到永宁巷口子，1000多米的老街里，近百商户开始就地摆摊，占道经营，南来北往的顾客带着新奇的目光，打量着，询问着，叫卖声、吆喝声此起彼伏……一传十、十传百，汉正街市场的规模越来越大，声势越来越旺。在历经多年沉寂之后，汉正街火起来了。
“买小商品，去汉正街”渐渐成为人们的共识，红红火火的汉正街小商品市场也引起国家层面的重视。任正运回忆说，1982年l0月，国家工商管理部门在汉正街召开现场会，好多地方的工商局负责人都来了。“之所以选在汉正街，就是因为这里搞得早，个体户多，商品多，名声在外。”任正运说。在开会之前，当时的硚口工商部门为了让人气显得更旺些，采取了变通的方法，给一些“半边户”（男人在城里，女人在乡下）发放临时执照。“不是要摸着石头过河吗？发临时执照，有一个退路。如果一旦不被认可，可以再收回来。”
同样在1979年，乍暖还寒时节，全国工商局长齐聚北京，提出在打击投机倒把的同时，要更好地促进商品流通，活跃市场和方便群众。两次因“投机倒把”被定“罪”的郑举选，对这些话有更深刻的理解。
1979年6月，郑举选被释出狱，机遇也随之而来。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国家政策开始“松绑”，郑举选等103位汉正街的个体经营者拿到了个体工商户执照。
郑举选虽双目失明，但做生意的套路比谁都“看”得清。他生性豪爽，在商不言商，义字当先。比如，市场价格是波动的，上次卖给客户的货物跌价了，客户下次来进货时，他会将差价退给对方；有时被骗了，他也不计较，心里知道就行了。这反而让对方觉得愧疚，为他赢得了一批固定客户。手下的员工也从不做假账，订假合同。
上海运来一船弹珠找销路，汉正街没人敢接，他全要了；武汉打火石厂发不出工资，成吨的货压在仓库里，他对厂长说“全部拖来吧”；毛笔厂的零碎竹节堆积如山，要搬掉这座垃圾山要耗费很多劳力和财力，他对厂里的领导说，“卖给我吧”……
这类例子举不胜举，郑举选最大的“板眼”（武汉方言，意为“本领”）就是让堆积如山的货在他手里盘活。
郑举选总结他的经商经验，一是薄利多销：一根针只赚1厘钱，但他一年能卖出1亿根，仅此一项，就能成万元户。何况，他当时经营着数百种这样的小商品。
二是讲诚信。郑举选告诉记者，“我别的不会，只会做生意这一条独路，这条路走不好我就没有路了，所以我要规规矩矩做这个行当。不管是卖给我的，还是从我这买走的，我从不让跟我打交道的人吃亏”。
郑举选没读过太多书，没学过手艺，没上过商业学校，但他却有四页纸共五六十条的生意经。例如，与合伙人有关的“亲兄弟，明算账”；有商品包装的“货卖一张皮”；有资金回笼的“苏州打货杭州卖，赚多赚少图个快”“宁可当年收五斗，不可隔年收一担”；有关于企业管理的“一个盐船怕一个钉眼”……
汉正街几年前做了一项抢救商俗文化的工作，在专家学者座谈会上郑举选第一个发言。他说：“虽然时代在变，但诚信不能变。不管电子商务、移动互联网等新型商业模式如何，诚信经营不会变，因为靠‘忽悠’经商长久不了。”
汉正街从其诞生起就是一个“江湖”，40年已更迭了三代人，有最初聚集在“老三镇”的103户街坊邻居，有上世纪90年代初的大批加入者，还有如今顶着博士、硕士头衔开启现代化营销模式的年轻人。郑举选说，勤奋和诚信是汉正街的基因，只要把这些东西融会贯通，做生意就不会吃什么大亏。
汉正街的星星之火，点燃了我国小商品市场的燎原之势。带动了流通领域改革步步深入，城市改革层层推进。一时间，全国商品市场发展风起云涌，市场经济大潮迅猛涌动。
记者旁白：汉正街探索率先恢复、发展个体经济，冲破了国营商业一统天下的格局，在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转型进程中迈出重要的一步。至1983年，汉正街个体经营户已发展到991户，销售额达1.2亿元。
作为勇吃“螃蟹”的103将之一，郑举选不仅是一部“活着的汉正街历史”，更是汉正街诚信经营、勤劳致富的代表。近40年来，汉正街的商户在变，环境在变，经营模式在变，但在商言义、义字当先的经营理念没有变，勤奋、诚信的汉正街基因没有变。
在争议声中发展壮大
在汉口利济南路与三曙街交汇处，立着一个牌坊，上书“汉正街小商品市场”几个大字。牌坊设立之初，商户欢欣鼓舞，从没有市场到开放市场，这无疑是一个巨大进步，也给商户吃下了政策长期稳定的定心丸。可是慢慢地，这个牌坊却又成了戴在商户头上的“紧箍咒”。为何？只因为商品市场几个字前，还有一个“小”字。既然“小”，那么大的商品就不能卖。
据汉正街的老商户回忆，1984年到1985年，汉正街不许卖大商品，谁要卖就罚款。可以卖童装，但不能卖长袖衬衣；可以卖扣子型电池，但不能卖838型计算器……总之，规矩一大堆，脑子不好的人都记不住。一个“小”字，带来的问题可不小。
熟悉汉正街历史的人都知道，这里自明清以来就形成了颇为成熟的雨伞市场，老字号“苏恒泰”便诞生于此。可有了“小”的束缚，能不能在汉正街卖雨伞成了一个大问题。1981年来到汉正街的王仁昌，不信这个邪。他专门跑到武汉青岛路小百货公司买了10把伞，带着发票去问硚口区工商部门负责人：“在国营小百货公司买的伞，算不算小百货？”负责人无可奈何地说：“这是大小百货交叉的商品。”这个问题，如今看来可笑，可在当时是非常严肃、非常认真的问题。最终，王仁昌如愿成为汉正街首家经营自动伞的商户。
很快，新的难题出现了。当时，三级批发体制牢牢控制着商品流通与价格，汉正街的商户们虽然领到了个体营业执照，可是他们却没有被赋予批发、贩运的权利。作为个体户，既不能批发，又不能贩运，咋做生意？很多商户开始观望起来。
当时的管理部门一方面要放水养鱼，另一方面又在政策上与商贩磕磕碰碰，扯皮拉筋。汉正街市场刚一开放，实际上以批发为主。“个体搞批发，政策界定就是投机倒把。长途贩运，也算投机倒把。不按规定定价，也算投机倒把。”任正运回忆说，当时为了搞变通，就在名词上做文章。不能叫批发，就叫批量销售，长途贩运叫长途运销，价格叫随行就市、优质优价。
转机出现在1982年10月16日。正是在那一天，国家工商管理部门正式允许汉正街个体户批量销售国家计划产品，允许厂店挂钩，允许长途贩运，允许价格随行就市。
有了政策撑腰，个体户、个体经济的腰杆硬了起来。加入汉正街的商户越来越多，汉正街也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对内搞活的一个典型。彻底甩掉心理包袱的郑举选如鱼得水，开始大进大出地批发经营。随后几年，他成了闻名汉正街的“一哥”，在汉正街经营户中创下了4个第一：销售额第一、纳税额第一、各种捐款第一、认购国库券第一。曾穷得无以维持生计的郑举选实现人生逆袭，成为汉正街首富。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看着越来越多的人在汉正街致富，武汉周边的城乡客户、邻省的客户甚至全国的客户都被吸引到这条小小的街上，汉正街也由此发展成为一个买全国、卖全国的大市场。
一些外国记者远涉重洋，来到汉正街采访。1985年，法国《生活》周刊报道：“中国汉正街一个盲人企业家（郑举选）的传奇经历和他的声名远播欧亚大陆，赢得世界瞩目，他已从窄街走向了世界。”1984年，时任美国国务卿助理也来到汉正街考察。外国记者、西方政要关注汉正街，其实是关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关注中国的市场经济建设。
然而，随着汉正街个体户们打开了传统商业模式的缺口，他们的行为也引来了质疑和争论。1981年，有人写了篇文章《汉正街投机倒把多》，寄给北京某大报，报社来信要求及时调查回复。国内一家很有影响力的媒体甚至刊发了一篇颇具杀伤力的文章《汉正街是社会主义吗？》。风云突变，存废声起。
1982年4月，一份由武汉市工商局撰写的调研报告《汉正街小商品市场调查》发布，对汉正街的情况做了客观、理性的调查分析。当时供职于新华社湖北记者站的记者黄家仿收到这份调查报告后，出于记者职业的政治敏感，立即赶到武汉市工商局采访。
时任武汉市工商局局长的金邦和在回忆录中记载了那段采访过程：我介绍了汉正街市场的“四个为主”的特点，即，个体商贩为主，经营小商品为主，批量销售为主，面向农村为主。经营模式灵活，可以赊欠，可以抹零。在价格上，根据购货多少，确定货价高低。这些商业经，深受经销者欢迎。在采访将近结束时，黄家仿探询我对这个市场的看法，我回答说“允许存在，加强管理，继续观察”，他很赞同这三句话。随后。黄家仿根据我提供的资料，又到汉正街作进一步调查印证，于1982年5月写了标题为《一个国营商业代替不了的市场——武汉市汉正街日用小商品市场的调查》等三篇稿件发往新华社总部。新华社随即以内参形式上报中央领导，汉正街市场就这样“通了天”。
党中央、国务院十分重视汉正街市场开放的经验，中央有关负责人在新华社内参上批示：“新的改革，新的突破。”同时，国务院财经小组也组成国务院调查小组，由国务院财经小组干部黄洪年带队，于1982年7月22日专程到汉调查，核实汉正街市场情况。当年8月2日，调查小组向国务院呈报了调查报告，认为武汉提出“允许存在，加强管理”的方针是正确的，经验是可行的，并提出“全国各地也可以在加强管理的前提下，恢复这一类传统的小手工业品市场”。
（下转第十四版）
国务院调查小组的报告得到中央批准，有关部门迅速作出反应。《人民日报》于1982年8月28日，在头版头条发表题为《汉正街小商品市场的经验值得重视》的社论。社论从马克思主义理论高度，阐述汉正街市场存在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它对生产、销售、消费所起的积极作用，并指出汉正街市场是在一定范围内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给这类市场定了性质。社论的发表是党中央对汉正街市场开放经验的肯定，使武汉市政府部门、汉正街数百商户受到极大鼓舞。
“汉正街的出现，冲破了‘三级批发、禁止长途贩运、统一工业品价格’的政策限制。”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陈淮评价道，汉正街模式是我国改革开放初期的三大制度创新之一。他认为，小岗模式是农业经营体制的重大创新，首钢模式是工业企业经营体制的重大创新，而汉正街模式，则是城市商品流通体制的重大创新。
市场经济的活力与潜力，在汉正街众多商户源源不断的创新中得到了体现：1988年，汉正街出现了全国第一所民办的个体户学校；1993年，汉正街人李裕安“蛇吞象”之举震动全国，其麾下的私营企业大地公司，兼并了有近百年历史、职工人数达1868人的国营武汉火柴厂；20世纪90年代初，有人还在争论“姓社姓资”“雇工是否存在剥削”时，汉正街有的企业雇工已达一二百人；在政策倡导进行股份制改造前，这里的家庭股份制、合伙制等新型企业组织形式已大行其道……
从上世纪90年代起，汉正街经历了两轮大的开发改造和规划建设，形成69个专业市场、2.7万余户商家，经营12大类20余万种商品，经营面积260万平方米，年货物吞吐量150万吨，成为华中地区最大的商品集散地。
但在商业时代，必须拥有不断自我进步的能力才能在市场上先人一步。经过上世纪80年代的高速发展和90年代中前期的极度辉煌后，进入新世纪的汉正街慢慢开始显露疲态，交易额从全国十大小商品批发市场的前三位降到了第七位。
长期关注汉正街的研究专家表示，当时有三大顽疾困扰着汉正街。首先，曾经的区位、交通优势反而成为做大后的汉正街进一步发展的制约。一方面，汉正街区域内商铺、仓储、加工、住宅高密度混杂，已超出城市中心的容纳极限，不仅带来消防、交通、治安、环境等突出问题，更成为汉正街做大做强的桎梏和枷锁，虽然经历了数次拆迁改造，但乱象依然无法根除。
与此同时，随着各地全国性批发市场陆续建立，北有石家庄，南有广州，东有杭州和义乌，西有成都，武汉汉正街逐渐降级为一个区域性市场。标志性的“扁担”（在汉正街以挑货为生的劳动者）由巅峰期的2万名，下降到不足500名。
此外，由于管理欠缺，安全事故频发。2005年、2009年、2010年、2011年，汉正街多次发生火灾事故。对此，武汉市决策层痛下决心,“汉正街要进行凤凰涅槃式的改造，要排出时间表，限时完成”。
一个商品流通市场，必须拥有不断自生的能力才能始终在竞争中领先，而位于城市核心区的汉正街显然失去了扩张发展空间。同时汉正街内生动力不足，粗放劳动密集型经营模式的生命力也已接近枯竭。决定命运的时刻再次来临，汉正街又一次站上了改革的十字路口。
2011年，“痛下决心、依法整治、整体搬迁、全面改造、转型升级、限时完成”，武汉市汉正街搬迁改造“24字方针”出炉，并付诸行动，搬迁、改造攻坚战就此打响。
“城市中心位置从事批发业态，利用效率太低，并造成交通拥挤，严重制约城市功能提升。”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秦尊文表示，城中心批发类市场外迁是城市发展的趋势。
经过调查论证，武汉市规划在汉口以北的黄陂区南部经济带，建设国家级现代化专业市场集群，形成600万平方米的专业批发市场、200万平方米的仓储物流中心、100万平方米加工中心的现代商贸物流平台，仓储、物流、客运、电商、外贸、加工等一站式配套齐全，打造“场域重构和释放”的理想之地。
于是，将汉正街传统批发市场搬迁至汉口北市场，变得顺理成章。武汉市汉正街管委会统计显示，自2011年启动整体搬迁改造以来，在汉正街1.67平方公里的核心区，经营面积从200万平方米缩小至100万平方米。原先的2.7万户商户，一大半迁往汉口北和汉川等地。目前，仍有近万家商户留在汉正街打拼，其中八成从事服装及相关行业。
记者旁白：汉正街在争议声中发展壮大，但争论并非没有意义，它让人们更加清晰地认识到个体经济的价值，见证了市场经济的潜力，也为汉正街模式走向全国奠定了基础。
进入新世纪以来，尽管汉正街市场发展依然繁荣，但其业态落后、人口稠密、商居混杂、交通拥堵、市容脏乱、火灾频发的发展现状，与其所处的中心区位格格不入。搬迁，对汉正街而言，不仅仅是一次物理空间转换，更是一场涉及整体定位、发展模式、经营理念的深刻变革。
改革者如何面对再变革
凭借九省通衢的区位优势和武汉人的闯劲，汉正街抢得先机，一度夺得“天下第一街”的桂冠。其市场销售额由1982年的1600万元激增至1991年的8.5亿元。到1999年，汉正街市场销售额突破百亿元，在2004年则达到200亿元。一时风头无两。
彼时的汉正街和汉正街商户们，以变革者的姿态出现在世人面前。但长江后浪推前浪，变革者也不得不面临新的变革浪潮。到底是被拍死在沙滩上，还是劈波斩浪，成为时代弄潮儿？答案只能靠自己摸索。
“你并没有做错什么，你只是老了。”这句网络流行语，用在老岑身上，仿佛恰当得有点残忍。1991年，32岁的岑军民（化名）一脚跨出吃不上肉的老家，带着刚过门的媳妇来到了汉正街。“别人都说汉正街满地是黄金，我就来了。”老岑回忆称，在与妻子一夜长谈后，两人决定用压箱底的5000元做本钱经营服装，“起早贪黑，如履薄冰”。和许多发迹于汉正街的经营者一样，艰难打拼后，老岑有了如今上千万的身家。
“但这两年做电商每月要亏10万余元。”2013年，看到互联网风起云涌，经人介绍，老岑找到一个电商操作团队，“铺货、冲量、刷排名，他们说啥就是啥，都知道电商是大势所趋，我只管给钱和供货”。
问题是，尽管每年砸钱刷流量、抢排名，但生意并没有起色。“某些款式销量是上去了，但是卖价太低，根本不赚钱。”老岑对记者坦言，最近几年，自己完全是赔本赚吆喝，几十年摸爬滚打出来的经验突然“不管用了”。
更让汉正街人看不懂的是，时代变革的步伐越来越快。从汉正街一枝独秀，到浙江的义乌市，山东的临沂市，福建的石狮市，广东的虎门镇，河北的白沟等小商品市场百花竞放，传统商贸逻辑得以重构，模式创新、平台驱动和全产业链一体化成为商贸运营的主轴。
王大祥就是千百万亲历者之一。
1995年，这位靠做瓦工谋生的汉子揣着3000多元钱从汉川农村独闯汉正街。正是这一年，浙江义乌小商品市场悄然取代汉正街，成为全国集贸市场销售冠军。
2001年，王大祥带着在汉正街经商赚来的全部家当转赴义乌。“在汉正街，生意竞争太激烈了，不少商户甚至还要与自家亲戚竞争，争得头破血流。”
头一次来到义乌的王大祥，对义乌这个城市有点惊讶，“连拉送货的人都有手机”。“勾连世界”——这一城市特征让他洞察到义乌是一块经商宝地，从而一留就是17年。
王大祥说，初到义乌时他“两眼一抹黑”，根本不知如何向外推销与外商打交道。好在有义乌同行支招，建议他拿着样品到各大宾馆门口，找外地客商、找老外推销，“不懂外语，也要拿着计算器冲上前，你不上，这单生意就被抢了。有时候，我觉得在这里做生意，能与世界各地的人打交道，蛮有乐趣的”。王大祥说。
“义乌很包容，同行大多不会因为是对手而不传授经营诀窍。相反，大家认为抱团做成气候，才能形成合力。”正是由于同行的帮助，王大祥的生意渐有起色。2003年，他在义乌国际商贸城A区1楼有了自己的绢花经营店，并将其命名为“大祥花行”。现在，在义乌北苑前洪村还有了100名工人的加工厂，从义乌周边购置辅料后，进行设计和二次加工。
王大祥介绍说，目前，大祥花行产品除销往国内各省份外，还通过电商平台远销中东、欧美、东亚等地区，年销售额已达到3000万元，年盈利在300万元以上。
“一个是‘买全国，卖全国’，一个是‘买全国，卖世界’。”原汉正街管委会副主任熊国汉表示，“走出去”参与国际竞争，汉正街商企其实不乏勇气和谋略，但目前仍停留在单打独斗阶段，没有形成“集团军”优势。反观义乌，通过政府搭桥，当地企业大胆创新国际贸易手段，千方百计发展国外市场下游分销商，构建国际营销网络，产品辐射全球市场。
汉正街一位服装行业的企业家感叹，义乌市场“集聚效应”强大，任何企业都会心动，产品到了那里，就等于走进了国际市场。
而汉正街该何去何从？
黄丽娟的华丽转型，是汉正街致力于突破发展瓶颈的尝试之一。“壹钮扣”创始人、武汉鸿马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总经理黄丽娟也遇到过跟老岑一样的难题。
在位于武汉友谊南路上的“壹钮扣”办公室，大厅里陈列着数不清的小格子，里面盛满各式各样的纽扣。这几千种纽扣，到底该怎么分辨？10多年前，在汉正街开店的黄丽娟就面临过这样的问题。“与客户沟通时，我要一一记住纽扣的颜色、尺寸、材质、价格，因为很多看上去长得几乎一模一样的扣子，却来自不同的厂商，进价也不同，弄错了就会亏本，要是有一套专业系统就好了。”
2008年，黄丽娟决定自己建立一个辅料行业交易平台。但是全国有辅料生产、销售企业约30万家，如何找到一个大家都认可的统一标准？
“一颗平常的大衣平扣，在温州叫馒头扣，在深圳叫两眼扣，在北京叫内平扣，在武汉则叫垫扣。怎么才能让大家都讲‘普通话’？”她决定，制定辅料行业标准，就从自己最熟悉的纽扣开始。
黄丽娟陆续到温州、深圳、广州、宁波、上海等城市，拜访逾百家生产企业，寻找标准的参数。用了3年时间，搭好纽扣新标准的基本框架。现在，这个平台的标准已涉及纽扣、花边、拉链、织带、饰品、衣架、商标、模特、工具等17大服装辅料品类的415个分类。在“壹钮扣”网站上，记者用搜索引擎找“馒头扣”或“垫扣”，都能自动翻译成“普通话”：两眼扣，并能找出所有相关方言标注的商品，统一推送。目前，黄丽娟搭建的平台已成为中部地区最大的服装辅料交易平台，吸引了2900位设计师关注，订单成交额达3000多万元。
党的十八大以来，汉正街快速“触网”。2014年7月，硚口区政府投入300万元专项资金，支持建设阿里巴巴汉正街产业带，目前已有8000余家商户入驻。
“创新才是汉正街插上电商翅膀腾飞的原动力。”黄丽娟认为，现在的“80后”“90后”思想更活跃、更有创造力，随着他们的接班，汉正街人的眼界和格局正在不断提升。
据介绍，汉正街已正式入选全国首批纺织服装电子商务公共服务示范基地。“这是近期获得的最大机遇。”汉正街管委会相关负责人表示，将集聚一批服装生产、销售和配送相关的品牌电商，为1.8万家汉正街商户提供服装设计、IP保护、科技金融等服务。预计到2021年，汉正街服装市场集群的电商交易规模将超过百亿元。
触网只是发展方式的变革，更重要的是形成以汉正街为平台的小商品全产业链条。“应以产业集群推动市场发展”。经济学家钟朋荣认为，中国的市场分两种类型：一种是以产业为依托而形成的市场，另一种是纯中介性的市场。前一种是买本地、卖全国，甚至卖全球的市场。这种依托本地产业而兴起的市场，生命力比较强。只要本地产业在发展，市场也会跟着发展。后一种则是买全国、卖全国的市场，最典型的就是汉正街市场。这种市场由于没有产业依托，近年来都逐渐走向衰落。他进一步分析说，义乌小商品市场早期也是中介性市场。后来，他们通过市场带动本地产业，现在每年成交的3000多亿元产品中，有近40%转向本地生产，使义乌市场由一个单纯的中介市场变成了产地市场，因而在众多市场走向萧条的情况下，义乌市场则呈快速发展的势头。
义乌的崛起表明，小商品应着眼于大市场。小商品并不起眼，处处都有，但小商品大市场就不一样。关键在于如何把市场做大，即如何让众多不起眼的小商品拥有一个大市场，使之成为世界关注的流通中心。
武汉大学伍新木教授是区域研究专家，长期跟踪研究汉正街现象。他认为，汉正街没能很好地适应人民群众消费升级的需求，对供给侧一端的品种丰富、质量提升、结构调整没有起到很强的拉动作用，这也是汉正街目前面临的困境之一。义乌就不同，义乌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买全球，卖全球，供给也不断升级。
在伍新木看来，若要重振昔日辉煌，汉正街还需要在空间和业态上实现自我超越。在空间上，要更加重视“分离不分体”的经营理念。所谓“分离不分体”，指的是汉正街、汉口北以及后方的工厂，还应进一步细化各自的商业功能，共同形成大武汉在全国商贸大格局中的优势。比如，汉正街应彻底告别批发功能，可打造为集电商、旅游、文物保护于一体的综合街区；批发功能则转至汉口北，依托其完善的物流体系提升竞争力；工厂则可围绕汉口北周边布局。在业态上，汉正街可在高端服务业、金融业上发力，重塑品牌价值。
可喜的是，近年来，汉正街正加快转型发展步伐，已陆续关闭了43个消防隐患突出的市场，数千家加工厂、上万家商户迁往周边县市30多个工业园，疏解了非核心功能，形成“设计研发在内，生产加工、仓储物流在外”的运营新模式。
新的运营模式让许多商户都尝到了甜头，煜品格总经理熊伟就是其中之一。2013年，熊伟将企业组织结构作了调整：聘请专业的服装设计师，在武汉翠座写字楼成立了服装设计工作室，并把生产车间迁到了汉川市。
“之前主要做仿版服饰，但随着生意越做越大，仿版已无法吸引核心客户。”熊伟意识到原创设计的重要性，开始带领设计团队去广州、杭州、上海等地寻找灵感。随着多名设计师的加盟，“煜品格”上架的版型越来越多。
龙腾、莫匠、舞者……漫步在现在的汉正街第一大道，男装品牌鳞次栉比，仅龙腾服饰商城就聚集了服装商户1300多家。龙腾置业董事长李天俊说，该商城时尚男装年销售额逾400亿元，与杭派、粤派三分天下；九层高的汉正街品牌服饰批发广场，欧韩风情、时尚爆款让人目不暇接，全省70%的服装都从这里批发出去。
现在，拥抱“一带一路”，搭上中欧班列的快车，携手阿里、京东推广电商平台，推动商业业态变革……汉正街已然奋起直追。
记者旁白：新变革来临，变革者也要面临变革。汉正街如此，汉正街商户亦如此。但显然，这是一个更加痛苦和艰辛的过程。变革者要追上时代的脚步，要追赶技术飞跃的脚步，还要追逐消费迭代的脚步。只有不停前行，才能铸就保护自我的护城河。在商场，没有任何人可以永远躺在英雄榜上。
缺乏产业支撑注定了汉正街是“无根市场”，随着各地小商品市场的成熟，“九省通衢”的交通优势已不再是亮点，“买全国、卖全国”的汉正街风光难再。曾经汉正街陷入存废之争，上一次是观念之争，汉正街挺过来了。这一次，是市场、消费者等各方的质疑。汉正街能不能找准定位、重新出发，需要时间给出答案。
结 语
党的十八大以来，汉正街的转型发展也有了新思路——升级成为“汉正街·武汉中央服务区”。按照武汉市区域金融中心总体规划，汉正街中央服务区将成为武汉金融主中心，也是武汉唯一面向全球的现代服务业核心功能区。
“从大的层面讲，国家中心城市、长江经济带等国家级战略的提出，给武汉创造了新的发展机遇。武汉市政府在2017年制定长江主轴战略规划时，汉正街被列为长江主轴核心区块、江汉朝宗的核心节点。毫无疑问，汉正街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从自身来说，汉正街是汉口之根，是武汉发展的重要文化符号，这个符号经过500年沉淀，到了一个爆发和升级更新的关键期。”硚口区委书记景新华说。
在某种意义上，从1978年到2018年的40年，中国商贸生于草创勇进的个体时代，繁荣于百市齐开的资本时代，最终将走向智慧创新的平台时代。“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的“小商人”时代已经宣告结束，善假于物、乘风破浪的“大商贸”时代正在降临。一个产业的成长高度，并不由历史长度决定，它取决于全部产业主体的现代性和时代精神。
对照历史来路，继续改革创新，汉正街四十自当不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