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福林，现任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海南省社科联名誉主席。

作为一名改革研究者，迟福林专注于中国改革问题研究，多次主持或参与国家重大改革研究课题和国际合作研究项目。多年来，始终坚持以直谏改革为己任，坚持问题导向的战略与行动研究，坚持用改革的办法办院，带领团队努力建设中国改革智库。

迟福林曾获全国“五个一工程”奖、孙冶方经济科学论文奖、中国发展研究奖、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等多项荣誉，入选“影响新中国60年经济建设的100位经济学家”。

他曾是军人、官员，以研究经济改革见长，身在海南，却放眼全国，使得居于天涯海角一隅的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下称“中改院”）影响力辐射海内外。他，就是被称为“迟改革”的中改院院长迟福林。

肯学肯干的年轻人

1968年，在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热潮中，年仅17岁的迟福林离开家乡，成为沈阳军区技术侦察支队的一名学员。

正是在部队这个大熔炉里，年轻的侦察兵告别了懵懂的少年时代，以极大的热情潜心苦读马列哲学典籍。从这时起，迟福林就开始了对国家命运、对社会未来的思考与探索。

很快，他便脱颖而出。1977年，没受过高等教育的迟福林，调入国防大学担任政治部宣传干事、马列基础教研室教员，一年后又进入北京大学进修，开始了在北大国政系两年的学习生活。

当时的中国，百废待兴，正涌动着思想解放潮流，迟福林聆听各种讲座，接触各种前沿理论，用独立视角去观察、鉴别各种思想学说，深入思考中国的改革发展问题。按照迟福林自己的说法，北大这两年对他一辈子做人、做事、做学问，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如果说，这16年军旅经历是迟福林学术生涯的基础，那从1984年进入中央党校理论部攻读硕士学位开始，其从事一生的改革研究则真正起航。

在中央党校，迟福林系统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研读经济学巨著，活跃的思维和出众的研究水平，得到学界的交口称赞，被推荐为中央党校理论部学术组组长。他的硕士论文《论社会主义初级民主政治》被《中国社会科学》作为重要文章刊用。

“中央党校王珏教授关于商品经济的理论、关于重建个人所有制的理论、关于合作制的一些理论研究，都给我带来很大的启示。在成为经济改革方面的研究者后，杜润生、安志文等老一辈经济学家内在的理论严肃性与情感社会性相结合、坚持自己观点的风格，使我受用一生。”迟福林回忆道。

机会总会留给有准备的人。1986年10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凭借扎实的理论功底和突出的工作能力，迟福林被调入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参与政治体制改革研讨的具体工作。在这里工作的一年多，他的研究视野全面打开，突出特点是具备了前瞻性、战略性和对策性，这也为他以后的研究工作奠定了重要基础。

结缘海南三十年

1988年，迟福林和海南结缘了。当年的4月13日，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了《关于设立海南省的决定》《关于建立海南经济特区的决议》，同意把海南岛建设为我国最大的经济特区。

此时的迟福林刚从北京调任海南省委政策研究室、省体制改革办主要负责人不过5个月时间。此后的30年，迟福林与海南紧密联系在一起。“我为自己能够投身我国最大经济特区的改革开放事业中、实现自己的人生梦想和价值感到兴奋。”迟福林说。

“30多年前，中国改革开放事业正在寻求更深层次突破时，邓小平同志把目光投向了南海上的这座岛屿，他的一句‘海南岛和台湾面积差不多……好好发展起来，是很了不起的’的判断，改变了海南岛孤悬海外、封闭落后的宿命。”迟福林认为，海南也改变了他的命运。

离开北京优越的工作环境只身来到海南，这个选择充满未知数。

30年前的海南，经济相对落后：人均分配水平只有全国平均水平的83%；85%的商品靠内地调进；17%左右的人口尚未温饱。人们的思想观念、政策、体制、社会环境等方面，离大特区建设的要求还有相当大的距离。加上当时的国际市场竞争日益加剧，而且随着全国改革开放、实施沿海发展战略步伐大大加快，海南奋起直追的压力可想而知。

时至今日，迟福林依然清晰地记得海南岛最初的模样：“30年前的海南岛一跃成为我国最年轻的省份，但全岛最大最好的城市海口，没有红绿灯，没有出租车，没有程控电话，电力还特别紧缺且持续多年，就是个半天便可以走完一遭的边陲小城。”迟福林说。

迟福林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在讨论海南“大开放”方针、做“特别关税区”研究时，和同事深夜加完班满街找大排档的情景。“1988年，海口满街找不到宵夜，只有泰华宾馆门口才有个大排档。那时候天气很热，条件很艰苦，在办公室里大家穿着大短裤，摇着扇子，满身大汗，探讨着海南的发展大计。经常汗水将稿纸打湿，但是大家仍然热情高涨、干劲十足。”迟福林对当时的场景记忆犹新。

做研究是一门大学问

从上世纪80年代初至今，迟福林一直做改革研究。从踌躇满志的改革研究初试者到具有广泛影响的改革研究专家，一路走来，迟福林靠的是严谨的治学态度、睿智的洞察力、踏实求新的研究风格，以及对基层生活的深切体验。

多年来，迟福林始终如一地聚焦于改革，他享受过成功的喜悦，也承受过压力与困难。一些前瞻性观点，一开始提出并不被人们所接受，也曾引发争议，但他始终坚持客观、专业的学术精神，其独到的研究和判断为实践结果所证明，并逐步被社会广泛接受。

“我想，作为一名学者，要对自己所研究的领域有深刻的认知和热爱，持之以恒做学问是最重要的一个前提条件。”迟福林告诉记者。

迟福林认为，既然立志研究改革、做学问，必然要付出，付出就有代价。“这些年，我把自己最好的一段时间奉献于改革事业，说实话，有委屈，有痛苦，而且是很深的痛苦。因为你不被人家所认知的时候，甚至被怀疑的时候，会思考还要不要继续坚持改革研究。另外，也面临诸多诱惑。但最终我都坚持下来，一直在为推动中国的改革努力做点事，做点有益的事。”迟福林说。

几十年来，迟福林离不开的关键词是“改革”。作为中改院的领军人物，迟福林的角色不仅是一位学者，还是协调者、组织者。67岁的迟福林的大局观让人钦佩。近年来，他更加注重培养年轻人，打造有凝聚力和责任心的团队。

“一方面，建设中改院的主流文化，用一种精神感召大家、凝聚团队；另一方面，在强调责任的过程中，培养一批人。”迟福林说，“实际上现在参与改革的年轻人，不是多了，而是少了，我们有责任培养出更多的年轻人和骨干参与到改革中来。”

在迟福林的带领下，目前，中改院实行“小机构、大网络”的运作机制。中改院以百余名高层次专家为核心，凝聚了2000多名专家学者；与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以及甘肃、安徽、河北、山东、四川等省的党校、行政学院、社科院等机构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作为原国家体改委的改革培训基地、原国家经贸委认定的工商管理培训机构，中改院与东北大学合作开展经济社会改革研究方向博士研究生项目，设立改革研究方向博士后工作站，为改革事业培养输送了数以万计的人才。

独特的运作模式，形成了中改院独特的文化氛围。恪守知识分子的时代责任和价值追求，迟福林打造了一支尽心竭力、直谏改革的知识分子团队。他们以对改革的历史责任感、刻苦工作的敬业精神、团结协作的集体精神、脚踏实地的务实精神，为中国改革献智献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