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实现产业升级、打造具有一定规模和国际竞争力的制造业，是经济能否稳定增长的核心，也是保证经济增长动能顺利转换的基础条件。近年来，我国产业升级进展稳定，应努力把握全球制造业发展变革机遇期，着力优化营商环境、市场环境，维护全球开放格局，促进我国制造业持续升级，努力形成国际竞争新优势。

近年来，我国实体经济发展面临着产能过剩严重、生产成本上升、资源环境约束凸显、技术引进受阻等诸多挑战。能否顺利实现产业升级，打造具有一定规模和国际竞争力的制造业，是经济能否稳定增长的核心，也是保证经济增长动能顺利转换的基础条件。

从国际比较看，我国产业升级进展稳定

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核心。在全球发达经济体中，除了极少数资源型国家外，无论是大国，还是小国，均或多或少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制造业部门。例如，荷兰的高端光刻机、瑞士的仪器和制药、新加坡的医药产业、瑞典的通信和航空、以色列的仪器和通信产业、芬兰的通信产业等。

作为一个全球大国，制造业的发展和升级更是决定经济实力的根本。在当前全球一体化充分发展，各国经济深度交融和竞争的情况下，一国产业在全球价值链的位置和产业升级的状况，最终体现在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是否稳定提高，尤其是高技术产业的竞争力是否提升，所以必须要从全球贸易的角度审视产业竞争力的变化。

许多国家的发展经验表明，能否不断提升在全球价值链的位置，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根本要求，而产业升级是提升全球价值链分工位置的直接表现。从国际比较看，近年来我国实体经济转型升级取得了很大进展。

从总规模看，近年来我国货物出口占全球的份额稳步提升，说明总体竞争力在稳定提升。虽然中国制造面临着人工成本上升、低成本竞争优势不断下降等挑战，全球贸易也进入了低速增长甚至负增长的时期，但中国的全球贸易份额总体呈上升趋势。2012年，中国出口占全球的比重为10.1%，到2015年，中国出口总额达到2.23万亿美元，占世界总出口的14.9%，2016年有所降低，但2017年又回升至14%以上。

在低端技术产品方面，我国的国际竞争力略有降低。2012年以来，印度、越南等发展中国家受益于低成本优势和产业转移，在低端制造业方面发展较快。例如，印尼的低端技术产品出口总额从2012年的216亿美元，增长到2016年的253亿美元，增加了19.0%；同期，越南低端技术产品出口额增长了65.3%。而中国同期则从6388亿美元到6393亿美元，基本零增长。但是，从绝对额看，2016年，巴西、印度、印尼、越南、泰国五国的低端技术产品总出口额为1852亿美元，仅为中国的29.0%。这表明，这些国家的低端技术产品尚未对中国形成重大挑战。

在中端技术产品方面，我国的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2012年至2016年，中国中端技术产品的出口额增加了3.5%,虽然增加幅度很小，但同期其他制造强国基本处于收缩状态。例如，同期美国下降了7.4个百分点；德国下降了2.9个百分点；日本降幅则达到了18.6%；韩国的中端技术产品出口也减少了6.5%。

在高端技术产品方面，我国的国际竞争力总体有所提升，但还不稳定。2012年至2016年，我国高端技术产品出口总额从6725亿美元增加到6806亿美元，增长了1.2%。同期，美、德、日、韩四国的高端技术产品出口总额从7672亿美元下降到7502亿美元，减少了2.2%，这说明，我国高端技术产品的竞争力有一定提升。值得注意的是，2016年与2015年相比，我国高端技术产品出口额大幅下降了7.7%,而其他四国仅下降0.9%。这表明，我国高端技术产品的竞争力还不稳固，受知识产权、关键零部件等外部制约较大。

总体来看，2012年以来，我国在低端技术产品方面国际竞争力略有下降，但中端技术产品方面竞争力提升明显，高端技术产品方面也有所提升。应该说，我国产业升级取得了稳定的进展。

全球制造业发展格局正面临重大变局

进入21世纪，全球在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突破，信息技术、能源技术、新材料、物联网、大数据、机器人以及云计算等正在走向成熟，全球制造业进入了新一轮产业革命。新一轮产业革命极大地改变了制造业发展的比较优势，对全球制造业的比较优势、分工格局和未来发展趋势有重要影响。

一是劳动力数量和劳动力成本的重要性降低，传统的产业转移模式可能被颠覆。二战以后，全球产业转移的基本规律是发达国家将低端制造业向欠发达国家转移,原因就在于劳动力成本上升，低端产业比较优势丧失。但新一轮产业通过智能制造技术——特别是低成本智能化机器人替代人工，大幅度降低了对劳动力的需求。这一变化使中国有可能继续保留相当一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也使发达国家具有了吸引中低端技术产业回流的可能性。

二是产业配套和规模经济的重要性降低，创新能力的重要性更加凸显。新一轮产业革命提高了生产线柔性程度，产品分工和配套能力的重要性下降，这使得小规模国家也有可能发展起以前难以发展的大工业。此外，各种新技术出现的速度比以前极大提高。传统的以稳定工作、工匠精神塑造高质量优势的国家，比如日本和德国，产业竞争力可能逐渐削弱，制造业向那些最具创新精神的国家，如中国和美国集聚。

三是厂商个性化定制化更加普及，生产企业将更加贴近消费地。随着消费者个性化需求程度上升，以及3D打印、工业互联网等柔性制造技术进一步发展，制造业很可能逐步转向就地生产的模式，也就是向企业和市场目的地扩散，这使得各国消费规模的重要性进一步上升。中国、美国、欧洲、日本等经济大国或经济区会受益，印度这样的人口大国也可能会受益（但会受到其收入水平和消费能力的制约），生产的分散化会进一步促进区域一体化和贸易自由化的发展。

综合以上三点影响，短期来看，一方面，全球制造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速度会减慢，中国制造能够保持更长时间的竞争力；另一方面，全球制造业向发达国家回归的现象会越来越多，呈现出发达国家产业“向下延伸”的特点。长期来看，全球制造业分工将越来越靠近消费地，各国消费规模将成为决定制造业规模的重要因素。

从三方面入手，促进我国制造业持续升级

当前，应牢牢把握全球制造业变革的战略机遇期，推动我国制造业持续升级，努力形成国际竞争新优势。

一是优化营商环境，为企业强化服务减轻负担，是进一步提高产业竞争力的重要手段。随着我国传统低成本优势削弱，特别是面临以美国为首的减税竞争，我国必须进一步大幅度降低企业税费负担，让企业轻装上阵迎接竞争。此外，要强化政府为企业服务，特别是提供有利于企业创新驱动的系列制度环境。

二是大力完善市场环境，强化培育消费者对国货的信心，是发挥需求引领动力，拉动产业升级的核心。在“企业”、“市场”到“最终消费者”这三个环节中，我国“企业”有着很强的活力和竞争力，“消费者”有着升级的迫切需求，而“市场”则是当前的最突出短板。当前，迫切需要大幅度增加政府对商品质量抽查的投入，广泛采用互联网等新手段全面高效公开商品质量信息，加大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力度，在市场监管环节落实从“企业优先”转向“消费者优先”的理念，全面创造消费者“放心买”的市场环境，发挥我国巨大市场规模对实体经济的拉动作用。

三是进一步加大对内对外开放步伐，是实体经济升级的压力和激励。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证明，我国制造业不怕竞争，竞争有利于产业的升级和发展。因此，我国要坚持开放步伐，特别是服务业的开放。只有进一步的开放，才能适应服务型制造的升级趋势，更好促进实体经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