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农业面源污染趋势尚未得到有效遏制。加快推进病虫绿色防控，引领农业绿色发展，任务紧迫。眼下，绿色防控正跨越技术关、效益关和服务关，加速走进田间地头

在农业生产上，化学农药的老路走不通，绿色防控成为必然选择。“化学农药在控制病虫危害损失的同时，也带来了过量使用问题，影响生态环境。绿色防控倡导以生态调控、生物防治、物理防治和科学用药等环境友好型措施，替代化学防治来控制病虫害，提升农产品质量安全、降低农药使用风险，引领农业绿色发展。”农业农村部种植业司司长曾衍德说。

技术关

技术模式更实用和集成

“有了这些杀虫灯，1500亩稻田每季可少用一次以上的农药。”在江西省永丰县五团村水稻绿色植保技术示范区内，工作人员邱尧彪感触很深。除了诱虫灯，示范区还选用优良抗病虫害水稻品种，提高其自身的抗病虫能力；利用“天敌”和微生物以虫治虫、以菌治虫；安装杀虫灯、使用性引诱剂等安全高效诱杀害虫；推行生物农药替代化学农药，实现低毒高效杀虫。

截至2017年底，全国主要农作物绿色防控面积达到5.5亿亩，绿色防控覆盖率达到27.2%，比2014年提高了7.2个百分点。不过，技术集成不够依然是绿色防控的薄弱环节。据介绍，绿色防控单项的技术开发比较多，但根据不同区域、不同作物集成组装的成熟技术模式还不充分。同时还有“地上防控”与“地下防控”不匹配，对产地环境改良重视程度不够等。

绿色防控是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当务之急是组织农科教企协同攻关，以实用性、适应性为目标，着力研发和提升，使绿色防控有技术能支撑、有产品可使用。近年来，各地以农业生态区域为单元，因地制宜集成了150多个效果好、操作简便、成本适中的绿色防控技术模式。目前，农业农村部种植业司已会同全国农技中心总结提炼出28套适合不同地区、不同作物的全程绿色防控技术模式，将在各地进一步验证后，尽快上升为行业标准。

效益关

提高绿色防控的吸引力

记者了解到，病虫绿色防控还存在一些困难。一是理念转变难。现在一些小农户还是习惯于使用化学农药，效果好、来得快，对生物防控等效果慢、操作复杂的技术接受程度还较低，不主动、不愿意推广应用。二是发展不平衡。区域间存在不平衡，优势产区和大中城市技术推广快，其他地区慢。作物间也不平衡，果菜茶等经济型园艺作物技术推广快，小麦、水稻等大田作物推广少、运用比例低。

“采用绿色防控措施，水稻病虫亩防治成本增加了40多元，农药减少6成。但由于缺乏优质优价销售渠道，大多数稻米仍按普通稻米价格收购，影响农户的积极性。”上海市金山区植保站站长顾士光说，病虫绿色防控涉及理念的转变，需要政府相关部门推动，有必要采取一些扶持政策。记者了解到，目前，上海市、区两级政府已设立财政专项资金，用于蔬菜、水稻病虫绿色防控补贴，每亩分别达到150元、80元以上。

为支持绿色防控落地，农业农村部每年安排15亿元专项资金推进主要粮食作物和果菜茶绿色高产高效创建，推广绿色生产技术模式。同时，在粮食主产区和果菜茶优势区，对理化诱控、生态调控、生物防治技术物化产品等实施补贴。吉林省每年投入近9000万元，推广赤眼蜂和白僵菌防治玉米螟等技术，玉米螟绿色防控覆盖率达到了62%。天津市财政每年列支600万元资金专门用于防虫网、杀虫灯等物化产品补贴。

日前举行的全国病虫绿色防控推进落实会现场演示了北京市农药补贴信息化操作系统。种植户持“北京市作物健康保障一卡通”到植物医院扫卡确认，植物医生做出诊断、开方，种植户买药并享受补贴都在信息系统中完成。北京市植保站站长周春江说，借助该系统实施绿色防控补贴政策，能使所有持卡农户享受植保服务和优惠政策，做到“谁购买补贴谁、买多少补多少”。

服务关

破解绿色植保最末端难题

在北京金六环农业园，产前消毒预防、产中综合防控和产后残体无害处理等绿色防控技术应用于大棚内的草莓、韭菜、番茄种植上。该园区是北京市蔬菜病虫害全程绿色防控技术示范基地之一，以北京市植保站为依托，重点推广全程绿色防控技术体系。这样的基地较好地解决了绿色防控的问题。那么千家万户的小农种植户又如何做到绿色防控呢？

背着药桶，一手加压、一手喷洒农药，这是以往我国农村最常见的植保方式。一家一户的农民分散防治病虫，不仅效果不理想、防治成本高，而且难以利用新式的植保器械。据统计，自走式喷杆喷雾机、无人植保机等一批绿色防控手段大多在专业化服务组织和有实力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手中。可见，绿色防控的社会化服务有市场、有需求。

据农业农村部统计，全国主要农作物绿色防控面积中，适度规模经营实施面积占75%以上。有关部门正通过培育新型社会化服务组织，搭建推广平台，将分散经营的农户组织起来，加快绿色防控技术推广。目前，全国在农业部门备案的植保专业服务组织超过4万个。这些专业服务组织，既是推进统防统治的中坚力量，也是推进绿色防控的主力军。

不过，绿色防控社会化服务组织发展并不均衡。“一方面专业化统防统治发展如火如荼，另一方面部分服务组织却遭遇盈利难的困惑。”湖南省植保站站长杨孚初坦言，以湖南为例，三分之一的社会化服务组织靠自己实现了较好的盈利，能够健康发展；三分之一刚好保本，加上政府补贴，略有盈利；三分之一靠政府补贴能勉强生存。

针对上述痛点，各地积极扶持绿色防控市场主体。湖南省依托“百企千社万户”现代农业发展工程，把种粮大户、家庭农场、合作社作为重点应用对象，把专业化服务组织作为重点实施主体，建成标准化区域服务站300个，破解植保服务“最后一公里”难题。北京市则建立植物医院83家，培养植物医生445人，覆盖全市164个乡镇。同时，培育蔬菜病虫害专业化防治服务组织共16家，专职从业人员300余人，日作业能力约5000亩。

曾衍德说，今后在绿色防控上要强化两个理念，一是树立绿色植保理念，把绿色发展理念贯穿于植保全过程，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加快绿色防控技术推广。二是树立公共植保理念，培育植保专业服务组织，开展社会化服务。“下一步，将以粮食生产功能区、果菜茶优势区、农产品品牌基地为重点，示范引领绿色防控技术推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