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项对宏观经济和人民生活有重要影响的监测指标，居民部门杠杆率上升过快，不仅对冲了非金融机构杠杆率的下降，也导致了总杠杆率不降反升。继续加杠杆并非理性选择，应通过调控使房地产市场价格向符合价值的方向理性回归，以适度减轻居民的债务负担和偿债压力，降低引发金融风险的概率

近日，有专家发表了年轻夫妻如能用“六个钱包”（自己的父母、爷爷奶奶、姥爷姥姥，爱人的父母、爷爷奶奶、姥爷姥姥）凑在一块儿帮着支付首付的建议。这番关于买房的发言，在网上引起广泛关注。尽管该专家的话有一定前置条件，并且认为如果财力不允许，年轻人应考虑租房，但仍有很多人认为此番发言戳中了年轻人的痛处，可见年轻刚需族购房压力之大。

此前不久，有研究机构发布了一个2017年中国去杠杆进程的报告。报告指出，去年我国去杠杆与防范化解风险初见成效，实现了总体稳杠杆、局部去杠杆。报告认为，2017年由于居民杠杆率攀升导致全年总杠杆率上升，但居民部门杠杆率风险不宜被夸大。因为“居民每年债务负担尚不到可支配收入的10%，居民储蓄存款高于负债”。报告认为，呼吁居民部门去杠杆有哗众取宠之嫌。

人们的实际感受和上述报告得出的结论有所出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理解。作为研究机构，从研究的角度当然可以见仁见智。即使作为决策依据，也依然可以兼听则明。但正因如此，呼吁稳妥把握居民部门杠杆率并非哗众取宠，当前继续加杠杆也并非理性选择。

首先，近期居民杠杆率攀升速度确实过快。2017年底，我国人民币住户贷款余额40.5万亿元，其中中长期贷款29.1万亿元，中长期中的消费贷款24.7万亿元，分别占当年GDP总额82.7万亿元的50%、35.2%和29.9%；比上年分别提高6.8、4.5和3.9个百分点。不仅绝对水平创历史新高，提升幅度之快也超过以往。

作为一项对宏观经济特别是金融运行及人民生活有重要影响的监测指标，这种短期内的明显变化已经对经济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最为突出的是，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连续两年将“去杠杆”作为重点任务之一的形势下，由于居民杠杆率快速攀升，不仅对冲了非金融机构杠杆率的下降，也导致了总杠杆率不降反升。

其次，要看到我国居民负债的结构性特征。数据显示，我国居民人民币住户贷款中，近四分之三属于中长期贷款，其中又有约五分之四属于中长期消费贷款，绝大部分是住房贷款。国际上经常以售租比来反映楼市的投资潜力和泡沫化程度，以相同区域内房屋单位面积售价和租价作比较，在200至300范围内比较合理。在我国一二线城市，这个比例往往达到400至600甚至更高。由于2017年各地不断强化楼市调控措施，在相当大程度上遏制了投资投机性购房，但由于调控尚未从根本上逆转房价走势和人们的心理预期，加之各地首套房贷利率也不断上浮，致使居民杠杆率快速攀升。由此，既增加了刚需群体和改善性群体的债务负担，也增大了金融风险。

第三，要看到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我们不能简单用一个杠杆率指标去同发达国家比较。根据世界银行数据，2016年我国人均GDP为8123美元，仅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10164美元的80%，相当于美国57467美元的14.1%。GDP要在居民、企业和政府之间分配，分配给居民的部分，其人均水平也必然与人均GDP相适应。2017年末，我国境内人民币住户存款余额64.4万亿元，看似一个庞大的数字，但按人均水平也仅4.6万元。尽管其中城镇居民水平会高一些，但在一二线城市，依然买不了几平方米的房子。

在这份引发争议的报告中，并未披露“债务负担不到可支配收入的10%”这一数据是如何测算的，但在城乡二元结构下，还贷压力主要是城市工薪阶层和刚需购房者，其中很多人每月还贷占月收入的比重甚至超过50%，已明显超过国际通行的40%临界值，一旦其稳定收入来源受到影响，必然带来还贷风险。

综上所述，我们对居民杠杆率的短期快速提升不应无动于衷，甚至继续鼓励加杠杆，应该通过调控使房地产市场价格向符合价值的方向理性回归，以适度减轻居民的债务负担和偿债压力，降低引发金融风险的概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