慕名前去采访离休干部周智夫却没有见到面，看到的是一张沉甸甸的党费收据：周智夫同志自愿一次多交党费计12万元。这是他临终前的最后一个愿望，他用朴实的行动践行了一名老党员、老革命铁心向党、一心为党、终身许党的信仰追求。

听着他朝夕相处的家人、战友和干休所领导的讲述，品读他跨越94年岁月长河的平凡人生，记者一步步走近这位老党员、老革命的精神世界。

一生一世报党恩

了解周智夫的人都知道，他左肩窝里有一个弹孔，右肋处有一道长10厘米的伤疤，触目惊心。二女儿周卫平说：“这是战争留在父亲身上的永久记忆。”

1946年4月份，周智夫是新四军淮北七分区独立四团二营四连支部书记。在安徽濠城外阻击国民党军队抢粮的战斗中，他身先士卒，作战勇猛顽强。一颗子弹射中他左肩窝，贯通右肺，穿出体外，留下一处永远的疤痕。

每次被问及这道伤疤的来历，周智夫总是这样回答：“能为人民流血，是一生的光荣。”在险恶的战争环境中，党组织始终没有放弃重伤的周智夫，抬着他，冒着枪林弹雨突破道道封锁线，先后7次辗转治疗。尽管他的右肺被切除近三分之二，右侧第六根肋骨被摘除，落下三等甲级伤残，但总算是保住了性命。

感恩在心、永志不忘。周智夫把感恩作为人生的信条和价值的追求，决心一生一世报党恩。晚年的周智夫百病缠身，胃下垂、冠心病、双耳听力下降……加上身患骨质疏松多年，站立稍久、走路略急、用力微猛就会骨折，2016年以来，一年中有七八个月只能躺在床上静养治疗。他深感自己时日不多，迫切要完成一件大事。

“我要交党费。”去年7月份的一天，周智夫把一直照顾自己饮食起居的二女儿周卫平叫到病床边，郑重地说。女儿很诧异：“爸，您不是一直在交吗？”“我想交一次特别的党费。”周智夫坚定地说。

2017年11月1日，这个全家人都支持的决定，写进了周智夫的补充遗嘱，“向党交党费拾贰万元，这个钱由健在的老伴负责支付”。然而，由于赶上干休所转隶调整、周老经常生病住院、儿女们忙于照顾和处理各自家务，这笔党费一直没找到机会交给组织。

因严重肺部感染住进重症监护室的周智夫，从昏迷中醒来就问二女儿周卫平：“我的事办了吗？”透过期盼的目光，二女儿读懂了父亲发自内心的夙愿。2018年1月18日，二女儿周卫平、三女儿周卫华代表父亲，与部队领导一起把12万元党费郑重交到中共中央组织部。

相交50多年的战友们听说了这件事，对周智夫充满敬意：老周一辈子省吃俭用，家里的日子过得紧紧巴巴，却做了这样的大事，了不起！

活到老学到老

走进周智夫的卧室，映入眼帘的是窗台上的书籍、报纸、杂志，几页信纸上记满了密密麻麻的学习笔记，床头柜上还有一个放大镜。“放大镜、助听器、笔记本是老周学习的‘三件宝’。”老伴娄淑珍说，为了收听广播、上课学习，他专门花1万多元配了助听器。每次干休所的通播系统一响，他总会示意家人安静下来，把手拢在耳边凝神细听，生怕漏掉一个字。

在周智夫心中，党的创新理论是真理，是共产党人的精神之“钙”。无论是枪林弹雨的战争年代、辗转南北的工作生涯，还是离休至今的30多年，他始终热爱学习，抓紧一切时间读书看报、研读理论。

二女儿周卫平告诉记者，上世纪六十年代末，他父亲还作为第二炮兵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到北京开会，受到了毛主席亲切接见。“部队和老百姓敲锣打鼓，我站在人群里，看见父亲戴着大红花，心想父亲真厉害！”父亲回到云南时的情景，让周卫平至今记忆犹新。

活到老、学到老。晚年的周智夫骨质疏松愈发严重，但身体上的病痛没有阻挡他学习的热忱：“我虽然走不动了，但还渴望去听听党的声音，学学党的精神，受受党的教育。”曾任支部书记的离休干部王清文印象深刻：“周老这两年身体不太好，仍然坚持让家人推着轮椅送他到学习室。”

2016年5月份的一天，参加“两学一做”集中学习教育党课辅导，周智夫像往常一样坐在第一排认真听课，只是身体比以前佝偻得更低。“周老，已经下课了，我送您回去吧。”辅导结束后，干休所政委姜东军发现周智夫并未离开，便走上前关切地问。“姜政委，我感觉身体越来越支撑不住了，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参加党课教育。”周智夫吃力地说，“今天特地向你请假。”“一个老同志，身患重病还坚持听课，身体实在撑不住了才请假。”姜政委被这位老党员的至纯党性深深感动。

有标准也要省着用

周智夫的新家，满目皆是简单朴素的陈设，用了几十年的沙发、钢管床等老旧家具，就连50年代的牙缸、饭盒、勺子都舍不得扔。

刚到北京时，他们一家4口人和另一家挤在一个两居室里，一住就是10年。但周智夫从未发过牢骚，也没有影响过工作热情。即便离休后，周智夫也从未向组织张过口、伸过手，对自身要求有“三个不超标”，即住房、用药、用车不超标。离休多年，他一直住着90平方米的公寓房，直到2008年才搬入102平方米的经济适用房。

随着职务的提升，周智夫给自己定下了为组织多着想、多分忧、多添彩，对组织少提要求、少讲条件、少添麻烦的“三多三少”原则。即使对待家人，也从不破例。二女儿周卫平乖巧伶俐，周智夫对她疼爱有加。初中毕业时，周卫平看到不少同学都参了军，也想让时任军管会副主任的父亲安排自己当兵。

“组织把我放到这个位置上，是要我多作贡献，而不是为自己办私事。”没想到父亲不愿说情，还让女儿下乡插队。插队2年多，满以为父亲会帮自己安排个好归宿，希望却再次成为泡影。最后，周卫平自己在海淀区百货公司找了份工作。

“我们姊妹5个都没沾过父亲的光！”周卫平说。2012年暑假，周智夫的大孙女带着孩子来北京看望他，期间小孩感冒发烧急需到医院治疗，孙女背着爷爷向所里要了车。周智夫知道后非常生气：“我们家从没因私事用过公车，以后不能这样子，否则就别再来了！”

迟暮之年，周智夫落实待遇标准更加严格。他近年的医药费统筹年标准是2.8万元，但每年实际药费连一半都没用到。他常说：“待遇是组织给的，有标准也要省着用。”

2014年7月份，周智夫骨质疏松病情加重，接连发生两次压缩性腰椎骨折。按照医嘱，卫生所购买了两种进口药。见药品的外包装跟以前的不一样，周智夫认真询问究竟，得知“这是治疗用药，符合规定”，才放心使用。

周智夫和大女儿周雪文都患有心脏病，随身备用速效救心丸。每次大女儿从重庆来北京看望他，他都让女儿在药瓶上贴上名签，以防混用。周智夫说，我的药是公费保障的，可不能“一人公费医疗，全家免费吃药”。

二女儿周卫平说，小时候看到别家从部队借公差，帮助做家务，但自己却要和父亲一起打煤球、劈柴火，当时不太理解，觉得父亲很无能。“现在看来，父亲真的很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