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周边的托管中心参差不齐，孩子的安全、卫生等都难以保障，让人望而却步。”江西省南昌市市民黄明说，他的女儿在市东湖区育新学校上小学三年级，由于是双职工家庭，夫妻双方都没法按放学时间接女儿回家。对周边托管机构充满顾虑的黄明，综合考量之下，给女儿报名参加了学校的课后兴趣班。只有等下班后，黄明或爱人才能匆匆赶来，接走女儿。

黄明的日常生活轨迹，是千万个年轻家庭的缩影。中小学下午放学普遍在三点半左右，但多数家长此时还在上班，无法接孩子回家，“三点半难题”成了较为普遍的社会痛点。谁来接手课后这段时间的托管，就成了很多家庭关心的一个话题，也是全国两会代表委员关注的一个热点。

多方力量探索实践

近年来，各地针对中小学生课后托管，已经作了不少探索。去年2月份，教育部还专门下发了做好中小学生课后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

河北省邯郸市肥乡区委书记赵洪山介绍，针对家长接孩子的难题，当地在城区学校全面实行了“弹性离校”措施。由家长自愿提出书面申请，经学校批准后学生均可延时离校，时间可后移一个小时。当地“弹性离校”的实施，坚持学生自愿、公益、科学管理的原则，主要组织开展以体育、戏曲、阅读活动为主的课外兴趣活动。目前，这一模式正向当地农村学校推广。

“从今年起，天津全市正式实施中小学课后服务工作，受到普遍好评。”全国政协委员、天津市教委主任王璟介绍，实施方案由当地教委、人社、财政部门联合制定。有托管需求的学生，自愿选择留在学校做作业、自主阅读、开展文体活动，并有教师辅导。

全国政协委员、浙江省教育厅副厅长韩平介绍，浙江各地学校的课后托管从2013年试水至今，已经探索出多种模式。韩平委员认为，浙江鼓励各地利用城市学校少年宫、社区活动中心等机构，共同开展托管服务的模式是一种有益探索，“社区有很多志愿者，特别是发挥好中老年人的作用，把孩子集中在一起看护，是对学校托管的一种有效补充”。

亟需破解“三大难点”

实践中，教师资源不足、经费不够、安全保障等，被认为是开展课后托管面临的主要难点。

全国政协委员、江苏省锡山高级中学校长唐江澎介绍，针对课后师资不足问题，该校的做法一是让现有老师更多地承担兴趣班，挖掘潜在的课程资源。这也有助于提高教师的综合能力。二是购买专业课程。锡山高级中学通过“场馆换资源”的做法，把部分体育场馆承包给社会机构，让对方提供优质的教师和课程资源。通过这种置换方式，大量专业的艺术老师、体育老师走进了学校给孩子们上兴趣班。

在人身安全方面，王璟委员介绍，天津的课后托管班属于学校主导，学生自愿参与，学生家长会被明确告知权利和责任。如果出现人身安全事件，会由学校和家长共同承担，“但学校应该承担的责任绝不能回避”。

在经费方面，韩平委员认为，为了让课后托管长期可持续开展下去，不能完全依靠财政。放学后的托管不属于义务教育，是服务性教育，可以适当收取费用。如此循环，才能给老师支付一定的报酬，长久地提供安全可靠的课后服务，“但社会各界不能因此给扣上‘乱收费’的帽子”。事实上，教育部部长陈宝生在两会部长通道上也就此明确指出，“课后服务”不属于义务教育范畴，但可以给予适当补助。

校内托管被寄予厚望

“课后能在学校里，交点钱也愿意”“学校是家长放心的教育场域。”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家长们对学校课后托管的角色寄予了最大期望。教育工作者们出于强烈的责任心，也认为学校是最理想的托管场所。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十二中校长李有毅建议，有能力的学校还是应尽量组织校内托管。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史家教育集团校长王欢说，期望国家相关部门能联合出台支持政策，比如通过相应的机制和补贴等鼓励性举措，让公立学校有余力、学生又需要的学科老师，愿意在放学后，承担起对学生的延时学习服务。

唐江澎委员认为，在各方面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建立以学校为主体，以社会购买服务为补充，以提高教师待遇为保障，以增强学生运动体能、动手实践能力为主的校内托管是一种较为理想的模式。

身为两个孩子的母亲，全国政协委员、黑龙江省佳木斯市残联副理事长张丽莉认为，除了教育系统，家长们也应该多发挥作用，“最重要的教育来自于家庭，家长们在工作之余，要尽量多地抽出时间，承担课后教育的责任，有计划地教育孩子”。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要求我们必须破解‘三点半难题’。”王璟委员呼吁，在教育等部门发展校内托管的基础上，社会各界和有余力的家长也应多出一份力，参与到课后托管的工作中来。例如，有文体特长的家长、文艺团体可以公益性地担任课后托管教师，图书馆、博物馆等工作人员也应更多走进校园，给孩子们做科普工作，这样既能丰富课后托管课程，也能在一定程度缓解师资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