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心动魄！”全国政协委员、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副会长朱征夫这样形容假货产业带给他的震撼。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朱征夫委员将自己的提案聚焦在“加大对制假售假的打击力度”上，引起广泛共鸣。

今年2月份，朱征夫委员和全国人大代表卢馨、米雪梅以及全国政协委员蒋洪峰一起，暗访了去年因某明星买假包而大火的广州白云皮具城，并潜入一个假包生产窝点，经历了一次“惊心动魄”的履职。

暗访：

见证假货“跨国生意”

广州白云皮具城是个有15年经营历史的商场，中心经营面积有16000余平方米，其中1层至4层是商铺，5层到11层为展贸式写字楼。2016年，这里曾以“广州白云区皮革市场”的名字，被列入美国贸易办公室发布的“恶名市场”名单。

朱征夫委员一行刚走到皮具城门口，就发现有数名游荡的“拉客仔”已盯上了他们，随后他们被带到皮具城写字楼的5层到11层区域。朱征夫委员说，他们都看到了整面墙摆放的假冒LV等国际名牌箱包，价格从100元至800元不等，其正品专柜价格应该在数千元至上万元不等。他们还看到，几位外国友人在翻译的带领下当场买下不少包。

令朱征夫委员没想到的是，假皮具就这样在公众眼皮底下野蛮生长。他意识到，线下假货的问题必然会蔓延到线上，“这是关系到如何构建社会诚信体系的问题，对假货必须人人喊打”。

《2017年阿里巴巴知识产权保护年度报告》指出，尽管网络假货治理已经取得历史性突破，但线下假货源头并未根除，制售假分子在严厉打击下，呈现跨国境尤其是向微商及其他各类平台流窜销售的特点。

创业者：

自创品牌重新创业

“80后”陈俊任2007年读大学时，正是淘宝红利时代。迎着电子商务颠覆传统零售模式的风口，他和朋友们也开了家网店卖运动服，主要从“档口”（批发市场）拿货后销售，并挖到了人生第一桶金。

“批发市场货品情况复杂，掺杂各种侵权假冒伪劣产品”。在距离白云市场约90公里的霞湖世家服装生产车间，陈俊任一边向卢馨代表等人介绍品牌与工厂合作发起的品质管控流程，一边回顾创业转型史。

2011年下半年，随着平台规则完善，一味用低价占领网络市场的模式逐渐变得不合时宜。从次年起，阿里巴巴开始对全平台商品发起“神秘抽检”，抽检不合格商品将被下架，店铺也可能被清退。

“同样一个尺码的不同款式服装，就有多个尺寸。”陈俊任回忆，档口上的产品中，没有经过质检流程的标识、成分不符合国标的达到80%以上，因此店铺经常遭受消费者投诉，天猫平台处罚也随之而来。

同时，各路大牌的假货也逐渐从档口蔓延到了线上。陈俊任等人意识到自主研发与品质管控的重要性。于是，他们放弃了曾打造出淘宝爆款的品牌，在天猫创立了品立服装，启动新一轮创业。

米雪梅代表说，假货侵犯的不仅仅是合法经营者的知识产权，如今国内很多厂商、企业花费极大金钱和精力用于自主研发，但利润空间总是被假货侵蚀。更为关键的是，制假者为降低成本所选用的伪劣原材料，往往危害人身健康。

建 议：

降低制假入刑门槛

目前，虽然通过大数据技术能够有效开展线上线下打击，但是假冒伪劣治理依然存在难点。代表委员建议，通过完善立法与监管体系，提高违法成本等方式，提高打击制售假冒伪劣产品的震慑力。

《2017年阿里巴巴知识产权保护年度报告》显示，2017年全年，阿里巴巴累计向全国公安机关推送远超5万元起刑点的涉假线索1910条，协助抓捕涉案人员1606名，捣毁窝点1328个，涉案金额约43亿元。

互联网带来的信息便利，为传统制售假犯罪提供了更多的隐蔽作案、分工流窜条件。据了解，各地制假售假团伙为了逃避打击，反侦查能力和意识不断加强，跨国境、跨平台流窜的现象日益严重，是目前打击难度不断增加的主要原因。

“经过走访调研发现，线下市场已经对线上治理带来很大困难。”蒋洪峰委员说，假货治理无论是立法方面，还是将来通过判刑等方式加大打击力度，都需要呼吁全社会一起重视。

日前，阿里巴巴平台治理部披露了一组数据：2017年通过大数据模型体系共排查出4495条销售额远超过起刑点的制售假线索，最终能够依据现有法规刑事打击的为469例，最终有刑事判决结果的仅33例，比例不足1%，判缓期执行的比例高达79%。

为了遏制假货泛滥的趋势，全国政协委员、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朱新力建议将多次制假售假、受过行政处罚后又制假售假等情形，纳入刑法打击范围；同时，限制缓刑的适用，加大罚金刑、从业禁止的力度，并建立配套的非刑罚制度。“只有坚持像治理酒驾一样的理念对假货零容忍，才能从根源上解决假货问题，实现‘天下无假’的美好愿景。”

“假货源头在线下，然而犯罪违法成本过低，刑法的惩治威慑力并不足以遏制制售假犯罪行为。因此，必须要让制假售假者痛！”朱征夫委员认为，要进一步完善监管、加大打击假货力度，提升消费者的消费体验，这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在要求，也是经济转型升级的必经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