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春节刚过，世界银行发布的一份评估报告指出，中国在经济增长和减少贫困方面取得了“史无前例的成就”，这使范围广泛的改革成为可能；中国经济再平衡正在进行中，保持经济活力，并以可持续的方式引导好结构优化升级，对于实现国家发展目标至关重要。
不约而同做出良好评判的，还有不少国际机构。例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连续上调中国经济增长预期，在2017年十大主要经济体排名中，中国以12.3万亿美元的经济总量位居世界第二位，从增量上看，较2016年增长约7100亿美元，与美国7370亿美元的增量十分接近。
我国经济在过去5年里一直保持7%左右的中高速增长，顶住了下行压力，宏观景气、微观绩效、结构调整以及新动能培育等方面持续改善，稳的格局在巩固，进的走向在延续，好的态势更明显，内生动力更强劲。这些成绩，得益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引领，显示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经济治理思想的重大创新，成功驾驭了经济发展大局。
5年辛苦不寻常。我们党坚持加强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在实践中，逐步探索一条新时代条件下稳中求进、标本兼治、激发新活力、建立新秩序的经济治理新路径；在理论上，对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的认识提高到新的水平，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作出了诸多原创性贡献；在国际上，为陷入“财政刺激多一点还是货币宽松多一点”争论的世界各国提供了突破传统理论、完善经济治理的新思路和新方案。
（二）
经济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关键体现。经济治理的理想目标，应当既能充分发掘经济潜能、释放经济活力，又能有效弥补市场失灵、维护市场运行秩序，实现国家经济利益和国民福祉最大化。其中，能不能通过有效的宏观调控趋近、实现既有活力又有秩序的理想经济状态，是治国理政中的一个重大考验。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进入新的历史方位，也面临一个前所未见的历史关口。世界经济长期结构性调整、新一轮产业变革融合与我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相互叠加，对国家经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提出更高要求，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的任务越来越紧迫。
“中国号”经济巨轮迫切需要新的指导思想领航、新的理念方法驱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中，不断探索规律、深化认识、统一思想、正确决策，一个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的经济治理体系搭起“四梁八柱”，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的宏观调控体系也一步步建立起来，对于引导我国经济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发挥了重要作用。
——以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明确经济治理大方向。
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本质特征。5年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到“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之中，明确指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要求作出更有效的制度安排，着力构建公平公正、共建共享的发展新机制、新秩序，让经济发展更具包容性。还需看到的是，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中，坚持制度性导向，对制度、体制、运行一体统筹是一个突出特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创新中得以坚持、完善，经济体制的改革创新又在国民经济运行中得以实现、深化，经济运行的提质增效进一步夯实了基本经济制度基础。三个层面的协调设计搭起了“梁”“椽”“柱”，形成了充分体现中国特色的经济治理总体观，是指导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的重大理论创新。
——以科学理性的战略判断确定经济治理新思路。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认识把握经济规律，对国际国内经济发展的趋势性特征进行全面分析，从形态描述、规律总结、方向判定三个方面层层递进，作出“三期叠加”“经济发展新常态”“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科学判断，并以此为制定宏观经济政策的出发点，作出“牢固树立五大发展理念”“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等重大决策。在辨析主要矛盾在供给侧而非需求侧、是结构性而非周期性的基础上，宏观调控保持定力，不唯GDP论英雄、不搞“大水漫灌”、不打“强心针”，确立了区间调控的思路和方式，加强定向调控、相机调控、精准调控，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适度扩大总需求，政府、市场、法治要各司其职各尽其用，既要释放活力，又要防范风险，增强市场信心，稳定社会预期……一个全面、系统、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的经济治理体系逐渐形成，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以历史辩证的思维方式把握经济治理的方法度。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善于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处理好治国理政中各种复杂利益关系，处理好局部和全局、当前和长远、重点和非重点的关系，在权衡利弊中趋利避害，在确定方、法、度上作出最为有利的战略抉择。例如，处理好“稳”与“进”的关系，该稳的要稳住，该进的要进取，“有守”和“有为”有机结合；处理好扩大需求与结构调整的关系，把握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重点、节奏、力度，坚定不移落实“三去一降一补”，矫正供需结构错配和要素配置扭曲；处理好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的关系，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体现共享发展这一社会主义根本目的；处理好信用扩张与经济风险的关系，优化结构、强化监管，促进金融回归本源；处理好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的关系，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在与世界各国的良性互动、互利共赢中促进持久和平和共同繁荣。
——以配套协同的综合施策推动经济治理见成效。
经济制度、经济体制和经济运行一体考虑，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与国家战略与规划、产业政策、价格政策、区域政策、土地政策、贸易政策、环境政策、开放政策等协同配套，形成了适合中国国情特点、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性质的宏观调控政策体系。这几年，宏观调控与简政放权同步推进，与财税金融体制改革齐头并进，关键领域的改革与各种调控工具灵活使用相互配合，市场准入门槛不断降低，政府服务不断优化，新产业新业态蓬勃发展，创新创业热潮喷涌，就业增加、收入增长、环境改善……宏观调控为改革赢得了空间和时间，改革又提升了宏观调控的效果和水平，二者统一于国家经济治理体系的完善和经济治理能力的提高，相互联系，相得益彰。
（三）
“只有回看走过的路、比较别人的路、远眺前行的路，弄清楚我们从哪儿来、往哪儿去，很多问题才能看得深、把得准。”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一表述，是我们认识理解新时代经济治理的一把钥匙。
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回顾当初，我国在探索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同时，逐步引入和尝试运用现代经济学意义上的宏观调控。这是一个重大的变化，更是一个“摸着石头过河”的循序渐进过程。在经济转轨的特殊时代背景下，由于各类市场主体日益活跃，各种经济变量的不确定性日益增强，市场规则又没有确立，宏观调控要在巨大、复杂而又急剧变化的系统中实现经济稳定和持续增长，其难度比成熟的市场经济体系下要大得多。
过去几十年，我国发生过数次经济大起或大落、市场过热或疲软，宏观调控疲于应对短期失衡：每当经济下行、总需求不足的时候，便扩张总需求；每当市场过热、总需求过多的时候，便紧缩总需求。这种针对总量、偏重需求侧、以“收放”为主要特征的调控方法，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也经常造成“一放就活、一活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的循环。这当中，政府和市场关系问题是一个重要影响因素。比如政府角色的“错位”“缺位”“越位”，不合理的限制性规章制度和行政审批过多过细，行政干预较多，宏观调控和市场监管的职能反而不到位，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活力与秩序。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是一个漫长艰难的探索过程，前进的关键在于善于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历史留下的一系列课题难题，等待着后来人的智慧和解答。党的十八大以来的经济治理实践，向未来提供了诸多启示。
比如，如何把握“管而不死、放而不乱”的度？答案就在“区间调控、定向调控、相机调控、精准调控”等创新性宏观调控方式中。由“强刺激”转向“微刺激”，由“一刀切”转向“定向调控”，由“遵循规则”转向“相机调控”，由“大水漫灌”转向“精准滴灌”，由“急刹车”改为“点刹”，并注重适时适度的微调预调，提高了调控政策的针对性与灵活性，跳出了“一放就乱、一管就死”的怪圈。
再如，如何界定宏观调控的边界？答案就在政府角色和职能作用的日益明晰上。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了政府的五大职能，宏观调控居首，而且只属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则应履行好“市场监管、公共服务、社会管理、环境保护”等职责。这些界定表明，宏观调控不能包办一切，在资源配置上要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在市场体系建设上更好发挥法治的引领和规范作用。
又如，如何适应高质量发展的要求？答案就在坚定不移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上。我国经济发展主要矛盾在供给侧，主要表现为供给不能适应需求的变化。如果一味刺激需求，短期兴奋后只会积累更多风险，让经济越来越糟。高质量发展要实现生产、流通、分配、消费循环通畅，要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要让经济发展不出现大的起落，结构性调控是“治本良方”。
总体而言，坚持“宏观调控有度”，与建设“有效市场”“有为政府”和推进“依法行政”的一系列改革举措结合起来，提高了全社会资源配置效率，更极大地提升了国家经济治理能力。一方面，宏观调控使我国经济运行始终保持在合理区间，结构调整取得明显成效，为深化改革创造了平稳秩序和宽松环境；另一方面，调控体系本身不断健全，法治思维、市场力量灵活运用，多种经济治理手段协同发力，进一步解放了社会生产力，促进了新旧增长动力转换接替，实现了“调速不减势、量增质更优”。
我们应当深入总结和思考这5年的实践经验和理论特点，科学把握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出的新要求，持续创新宏观调控，不断完善经济治理体系，防范“黑天鹅”“灰犀牛”等各类隐性风险，推动中国经济过好发展方式关、经济结构关、增长动力关，为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保驾护航。
（四）
世界繁荣稳定是中国的机遇，中国发展也是世界的机遇。5年来，习近平总书记以开阔的眼界、思路和胸襟，在多个外交场合强调，中国要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世界经济治理，建设国际经济新秩序，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从提出“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哲学思想，从坚持对话合作、坚持互利共赢的交往新路，到促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真抓实干，中国充分发挥了负责任大国的作用，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中贡献了智慧和力量。
世界经济发展到今天，上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所提供的动能已经接近耗尽，传统经济体制和发展模式的潜能趋于消退。同时，发展不平衡问题远未解决，现有经济治理机制和架构的缺陷逐渐显现。面对萧条，一方面各国通过实施宽松货币政策等刺激措施推动经济复苏，另一方面经济衰退引致国内就业、贫富差距等矛盾激化，进而造成国际关系相对紧张。但事实证明，无论简单的政策刺激，还是地缘政治冲突，都无法带来长期稳定发展的内在动力。
怎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在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上，习近平主席带去了“中国经验”：“我们要创新发展理念，超越财政刺激多一点还是货币宽松多一点的争论，树立标本兼治、综合施策的思路。我们要创新政策手段，推进结构性改革，为增长创造空间、增加后劲。我们要创新增长方式，把握好新一轮产业革命、数字经济等带来的机遇，既应对好气候变化、人口老龄化等带来的挑战，也化解掉信息化、自动化等给就业带来的冲击，在培育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过程中注意创造新的就业机会，让各国人民重拾信心和希望。”
这一主张是令人信服的。近几年，中国宏观调控的不断创新与经济发展取得的亮眼成绩，与西方宏观调控的效果形成鲜明反差，也引起了主流经济学的反思。有学者指出，正是由于只关注总量调控而忽视了结构调控，才导致了国际金融危机的产生；宏观调控不仅要关注总需求，还要更多关注经济中的结构性变量和供给侧管理措施。这些结论，恰恰与中国的实践不谋而合。中国特色宏观调控的新范式，弥补了西方主流经济理论的缺陷；中国的经济治理道路，为丰富和发展宏观经济学理论贡献了中国智慧；世界正在从与中国共享“经济发展红利”，走向了更高层次的共享“思想理论红利”。
写入历史的辉煌成绩，莫不源于照亮时代的思想光芒。新时代的大门已经推开，广阔的未来等待着新的书写，经济战线要更加努力地学习、研究、理解、把握习近平总书记的经济治理思想精髓，全面科学地分析、认识中国国情和历史条件，更加自觉地掌握运用规律，学习正确工作策略和方法，保持战略定力，坚持久久为功，为推动中国经济跨越关口、建设更有活力更有秩序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贡献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