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如果说我国农村土地改革的先锋是安徽小岗，那么乡镇企业产权改革的先行者则是广东顺德。历史把顺德这个仅有806平方公里、不沿海、非特区的县级区域，与中国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的伟大改革开放进程紧紧联系在了一起。这里，是“发展才是硬道理”的提出地；这里，曾因“敢为天下先”而被媒体冠以“可怕”之名；这里，还因乡镇企业产权改革在全国范围内引发“靓女先嫁”还是“丑女先嫁”之争……顺德人不甘人后、勇于创新的精神，以及由此形成的独特地域魅力和人文性格，成为中国改革开放40年历程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遥想顺德当年，绕不过“可怕的顺德人”这6个字。在改革开放之初的日子里，“可怕”的顺德人是不少人共同的记忆。

“可怕”的顺德人

“可怕的顺德人”是《经济日报》最早赠给顺德的精神标签。把“可怕”这个“不中听”的词送给顺德，20多年来却被顺德人广为接受、津津乐道。何故？乃因其精准刻画了顺德人“敢为天下先”的历史担当。

26年前，1992年5月10日，《经济日报》在头版“北人南行记”栏目刊发题为《“可怕”的顺德人》的报道，据顺德相关部门反复考证，这是“可怕的顺德人”最原始的出处。此后，“可怕的顺德人”被人们不断引用、广为传播。“可怕”也成为顺德人勇于改革创新、敢为天下先的性格特质。

《经济日报》的这组报道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报道刊发前不久，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来到广东，发表了著名的“南方谈话”。那么“讲话”之前广东在改革开放的10多年里究竟干了些什么呢？《经济日报》试图借记者白描式报道，来回答这一问题。报道通过观察顺德经济高速发展的事实与众多顺德工业产品在全国“横扫千军如卷席”的现象，惊叹顺德人的“可怕”——

“国内第一台燃气热水器，据说是北京煤气具公司生产出来的（亦有别种说法，但不是广东生产，没有争论），南京快速热水器总厂最先形成批量规模（亦有他说，但不为广东则没有争论）。但后来顺德的神州、万家乐热水器上来了，南京的玉环牌、沈阳的沈乐满牌、广州的好运牌、成都的前锋牌都感受到巨大威胁。去年，仅神州一家，热水器产销量即达41万台，占当年市场销售量的五分之一，稳居第一。很可能用不了太长时间，目前在册的全国153家燃气热水器厂中的绝大部分厂家将荡然无存，‘幸存者’的处境亦十分艰难……”

这篇基于对顺德深入采访得出的预判，现在看来非常准确。上世纪90年代至今，顺德的空调、热水器、微波炉、电饭煲、电风扇、消毒碗柜等家电产品产销量始终居全国领先地位。而在市场竞争环境下，国内许多地方的相关企业，已是“明日黄花”。

作为家电制造行业的后来者，顺德是如何做到独步天下的？

改革开放之初，一向带有开放基因的顺德人第一个想到的是搞容易上马的工业产品。选什么呢？当时顺德大批居住港澳的乡亲们回乡，带的礼品多是电风扇等家用电器。顺德人敏锐地发现了这一商机。

缺设备、少技术、没工业基础的顺德人，于是到处取经、学习。那时顺德人去港澳探亲，都带着任务：一定要带一件电器回来。之后反复拆解、仿制，再消化、吸收、创新。从电风扇开始一路发展到电冰箱、空调，顺德“社队工业”迈出了第一步。

1983年9月，在顺德容桂镇的一个镇办企业简易工棚里，工人们用手锤与手锉等简陋工具，“敲打”出国内第一台双门电冰箱。而上世纪80年代进入风扇制造业的企业“美的”，也是从生产加工风扇零部件起步的。全球最大的微波炉制造企业“格兰仕”，之前也仅是一个靠收购鸡鸭毛生产羽绒服的小加工厂。

与同期上海、南京、沈阳等国内轻工业品牌重镇或老工业基地相比，顺德只是一个偏处岭南一隅的小农业县，直到上世纪70年代，其工业制造基础几乎为零。但最后的“王者”为何是顺德？

曾任顺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佛山市委党校副校长的何劲和谈到这个问题时很自豪，“这正是顺德人敢想、敢做、务实的具体表现。我们这里是水乡，人多地少，如何更好地利用有限的资源？比如，我们的先辈在宋代就创造性地发明了闻名世界的‘桑基鱼塘’，这是顺德人千百年来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生态循环耕作模式。这就是顺德人的‘基因’”。

早在19世纪初期，顺德就是珠三角巢丝集散地。史书中有“一船巢丝去，一船白银回”的记载。顺德一度被称为“广东银行”“南国丝都”，是响当当的广东首富县。

作为著名的侨乡，顺德历史上在海外有一批商业领袖，顺德人一直保持着与海外的沟通，这养成了顺德人强烈的经营意识，而改革开放又让顺德人如虎添翼。

1978年8月8日，“可怕”的顺德人“胆大”地干了一件事：建成全国最早一家“三来

一补”企业——容奇镇制衣厂（“大进制衣厂”前身），工厂资金、设备、技术、管理人员、原材

料、订单全部来自香港厂家，容奇镇只负责提供厂房和劳动力。

原来，早在1978年5月，由顺德外贸进出口公司牵线，香港“牛仔大王”杨钊来到顺德容奇镇考察合作。之后，容奇镇和香港旭日集团悄悄合作建厂，利用当地丰富的劳动力资源生产出口产品。

“这在当时，是冒天下之大不韪。”研究这段历史的学者李少魁说，“三来一补”是中国社会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前奏，“大进制衣厂”是顺德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转变的前奏，与当时农业领域的安徽小岗村“承包到户”一样，都是解放生产力的伟大创举，是中国经济社会开放的“首发式”。

有关资料显示，当年只有300人的大进制衣厂，成立一年就赚了20万美元，轰动一时。

有了先吃螃蟹的快感，特别是借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的浩荡东风，顺德人纷纷走出家门去结识香港“资本家”、联络在港乡亲，号召利用外资……

“只有顺德人想不到的事，没有顺德人做不到的事。‘识做’，这就是为什么‘可怕的顺德人’之所以可爱。”长期关注研究顺德发展模式的顺德区委宣传部原副部长沈涌说。

记者旁白：顺德人用本地话评价自己，有三个高频词：“识做、搞掂、坚野”。其大意，“识做”是会干、懂得如何干；“搞掂”是善干、干得好；“坚野”是品质过硬。正是这样的人文性格，决定了顺德人在重大的机遇面前总能先行一步,抢占先机。正是始终保持了这样的精神，顺德人闯出了“争先”“敢为”之路，也因此愈显“可怕”。

“发展才是硬道理”

一尊邓小平自信地凝望远方的铜像背后，“发展才是硬道理”几个熠熠生辉的大字镌刻在一面汉白玉背景墙上——这是位于广东顺德高新技术开发区的广东海信科龙电器公司总部大厦一楼大堂。

广东海信科龙总裁办主任陈胜乔带着记者走进公司发展史展厅，并径直走向最里面的一间。几张邓小平在广东珠江冰箱厂（今广东海信科龙电器公司）视察、座谈的珍贵历史照片，镶嵌在“发展才是硬道理”巨幅红色大字置顶的玻璃窗内。

“这里当年是个会客室，邓小平考察后在这里与大家座谈，‘发展才是硬道理’这句被全国亿万人民所熟知的话，就是小平同志在这里提出的。”陈胜乔介绍说。

1992年1月下旬，小平同志专程来到1984年1月他第一次南方之行曾经到过的顺德，在广东珠江冰箱厂考察后听取了汇报。“企业投产7年多，产量翻了16倍，在全国排名第一，荣誉获了一大堆，比如国家一级企业、国家一级节能企业。”时任广东珠江冰箱厂厂长潘宁汇报说。

邓小平听了很高兴，问：“产品销往哪里？”

潘宁回答：“巴基斯坦、东南亚和香港、澳门。”

当听说这是一家乡镇企业时，邓小平幽默地问：“它是什么级别？”

陪同的广东省委副秘书长陈开枝说：“如果按照行政级别套，它连股级都不到；但要论实力，它相当于集团军。”

广东珠江冰箱厂的发展让邓小平很欣慰，说：“我们的国家一定要发展，不发展就会受人欺负，发展才是硬道理。”

时任顺德县委书记何敏和向邓小平汇报了顺德改革开放后经济发展，特别是乡镇企业的发展情况。

邓小平越听越高兴，指出：顺德的发展充分说明了改革开放的正确，所以改革开放一定要坚持下去。并且鼓励说：思想要解放一点，胆子要大一点，步子要快一点。

声犹在耳，催人奋进。

事实上，虽然顺德人较早领悟出“无工不富”的道理，但顺德发展工业一开始并不顺利。腾出“桑基鱼塘”等土地搞工业，也遇到很大阻力，还引来激烈批评。“鱼米之乡，农产品不完成国家任务，还算什么！”反对声很大。赞成者的观点也很干脆：土地产值提高了，群众生活改善了，何错之有？

看准了的就干，不争论。务实的顺德人开始闷头修路架桥，开通了到香港的轮船直航，建成了全国首家县级地区的四星级宾馆……改善投资环境，带动招商引资，都干得风风火火。

“从1983年到1988年的5年间，顺德是天天放鞭炮，搞庆典、搞开工仪式，几乎每天都有企业开张。”1983年到1989年间曾担任顺德县委书记的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原主任欧广源回忆当时的情景仍然兴奋不已。

一串串数据见证着顺德的“可怕”：1985年，全县风扇厂达14家，年生产能力881万台，产量占全国的20.6%，国内最大的风扇生产基地裕华风扇厂和桂洲风扇厂产值突破1亿元，是广东省产值最高的乡镇企业；1987年，顺德全县的工农业总产值达38.8亿元，财政收入2.36亿元，居全省县域经济之冠。

1987年，顺德已实现由传统农业县向工业县的跨越。一个历史性标志是，全县外贸出口12661万美元，首次突破亿元大关。出口商品结构发生根本性转变，彻底结束了农副产品占绝对优势的局面。

异军突起的乡镇企业，开拓出顺德全新的发展局面，作为全国最大的家电生产基地，以全国万分之一的土地面积创出了全国16%的名牌产品，知名家电品牌不断涌现。“万家乐，乐万家”“美的，原来生活可

以更美的”……一些品牌从上世纪90年代响亮至今，产品进入千家万户。顺德因发展迅猛，被当时媒体誉为广东“四小虎”之一，同时上榜的还有东莞、中山、南海。

1991年，是顺德的又一个重要历史节点——在当年国家农业部评出的全国十大乡镇企业中，广东省占5家，全部在顺德；初步成长为世界白色家电之都，冰箱、洗衣机、电饭煲、微波炉等产销量稳居全国第一；全县工农业总产值119.44亿元，国民收入39.5亿元，财政收入4.97亿元，居全国县级财政之首。

顺德，在全国县域经济发展中脱颖而出，成为全国2800个县域经济体的领跑者。由此，广州开往北京的特快列车，以“顺德号”命名；顺德开往香港的喷气式高速快船，也有“顺德号”穿梭。

记者旁白：顺德人做人务实，眼界宽广，商品经济意识强。在顺德，人们都习惯于亲切地称邓小平为“邓伯”，喜欢“黑猫白猫论”。在顺德，“发展才是硬道理”，不仅是刻在石头上，更是“印”在心里。这种植入骨髓的“基因”，是顺德区域发展的内在动力。

勇闯产权改革“雷区”

一边是火焰，一边是海水。

顺德辉煌的光环下，也暗藏着危机。“厂长负盈，企业负亏，银行负债，政府负责”，是当时顺德不少企业真实写照。

上世纪80年代顺德“辉煌”的工业化成就，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县、镇两级政府推动的，公有制企业占90%以上（主要是乡镇企业）。政府唱主角，既是投资主体，又为企业贷款提供担保，同时通过减免等优惠措施扶持企业成长。有超过1000家公有制、集体所有制企业基本上是这个时期由县、镇两级政府“背书”，提供担保向银行贷款搞起来的。

当时企业的各项管理制度还未健全，一些乡镇企业的厂长管盈不管亏；也有的厂长将利益往其亲朋好友输送，搞私营配套；厂外有厂，在外面设一个厂赚公家企业的钱，让公家的厂亏损，挖公家的墙角。

“无钱就借债，有钱就死晒（分光），还钱就下一届。”成了一些企业的普遍做法。企业空壳化趋势日益加剧，企业产权模糊的问题日益突出。

“现在我跪着向银行要贷款，以后我要你银行跪着要我还贷款！”顺德桂洲一个乡镇企业的负责人，因为贷款的事不遂心如意，狠狠地放言。

时任顺德农业银行行长的马继章说，当时很多企业想的是把总产值、销售收入拉上去，再向银行要钱，根本不管亏损和还钱，没有责任意识和风险意识，企业亏损后还振振有词：“这不是我的责任，是市场的责任，是政府的指导责任。”

1993年3月，顺德农行和信用社对全市乡镇企业进行调查后，提供了一份题为《辉煌的成就 惊心的包袱》的报告：全市有259家企业达到破产边缘（当时顺德市属企业和乡、镇办企业共978家），所欠银行21亿元贷款成为不良资产；1990年底农行和信用社的镇办企业呆滞贷款占贷款总量的17.2%，金额为2.1663亿元，1993年3月底即上升到35%，金额达9.695亿元。

当时不少企业，表面上看起来光鲜，但到账面上一看，心都凉了。有一些企业的负责人大手大脚，项目还没奠基就先买台奔驰车过过瘾。

这一切，惊醒了顺德人——政府作为投资主体，政企合一，不可避免地带来政府有限投资能力与无限投资饥饿的矛盾，政府有限利益与无限责任、风险的矛盾，这些矛盾交织在一起，潜伏着日益严重的危机。

能居安思危者，必立于不败。顺德再现“敢为人先”的勇气“蹚雷区”，大胆启动企业产权制度改革。

顺德“转制”改革的目的很清晰：“解放”企业，同时也“解放”政府，实现二次创业。

1993年6月，顺德市委、市政府下发了《关于转换企业机制，发展混合型经济的试行办法》，决定通过政府独资、控股、参股经营等方式，对全市公有、集体所有制企业进行产权改革。按照“产权明晰、责任明确、贴身经营、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目标，全面推动企业整体转制。通过产权转让、引资扩股、公开拍卖，建立股份制、股份合作制和混合型经济，实现产权主体多样化。

在当时，这也是惊世骇俗之举，质疑随之而来。

从1983年开始，顺德已成为广东的一面旗帜，依靠“公有制为主，工业为主，骨干企业为主”的“顺德模式”，声誉日隆，影响巨大。

“这是连省委和顺德内部都肯定的。触及到体制问题，第一就是认为顺德否定公有制，没人胆敢在体制、产权上尝试。”时任顺德市市长的冯润胜说。

改，还会有“否定”前任的嫌疑。此时，改革开放后主政顺德的几位前任，个个都已升任更重要的领导岗位；改，也免不了会揭前面留下的“伤疤”；改，也等于“否定”自己的过去，这也是上面的“成就”。也有人担心，光鲜的经济发展局面，会不会因此被抹黑？

为减少改革的阻力，尽量减少社会震动。广东省对顺德的改革提出“不宣传，不推广，成功了再说”。时任省委主要领导指示，“要多做少说，有的先做不说”。

一场以企业改革为中心的、配套的、综合性的改革，在顺德全面展开。既没有模式可以照搬，也没有经验可以借鉴。但顺德给自己立下了“经得起时间考验，经得起上级检查，可以向社会交代”的军令状。

1996年底，顺德市镇两级的1001家国有、集体企业全部转制完毕，初步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和新的政企关系。到1997年，在全国率先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框架，成为中国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先行者。

“转得快，好世界”，一时成为顺德的流行语。改革后产权主体的确立，“解放”了企业，极大地调动了经营者的积极性，同时也“解放”了政府。

顺德实现了“华丽转身”，大批企业完成转制后，实现了产权主体多元化，企业走上了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道路，极大地激活了企业的生机和活力，由此催生出一大批优秀企业：美的、碧桂园、格兰仕等著名企业在这轮改革中脱胎换骨、迅速崛起。

“这场综合配套改革，使顺德顺利突围，顺德的‘二次创业’获得巨大成功。”何劲和感慨地说，“企业产权改革是顺德对改革的一大贡献。”

记者旁白：政企不分，政府不好做，企业做不好。政府扮演“大老板”的直接后果是：有限收益，无限责任。顺德的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并不是响应谁号召的“政治行动”，而是顺德人敏锐地察觉到了盛极一时的“三个为主”模式背后的体制性危机。这是一次顺德人自我加压式的“自我革命”。正是这一改革，从根本上解决了顺德经济发展的持久动力问题。

“靓女先嫁”风波

顺德产权改革时“靓女先嫁”所引起的“华宝风波”，把顺德推上了火山口。“华宝转制”成为产权改革闯越“雷区”时踩响的最大一颗地雷，震动了全中国。

“当时告状信已经告到中央了。”时任省委书记秘书的陈建华回忆说，“我都看过一些，有的说‘又一个没有国有企业的县’；有的说‘上面领导带头搞资本主义’；有人提出，‘对顺德现象不能掉以轻心’。”

姓“社”姓“资”的争议、“国有资产流失”的责难、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帽子……顺德产权改革引起轩然大波，巨大的压力超过现在人们的想象。

“顺德产权改革成为顺德当时关心人最多、震动面最大、触动思想最深、步子最大的事件。”冯润胜这样评价。

“靓女”是顺德人对妙龄女子的一种称呼，在当时顺德企业产权改革时，被用来形容好企业。顺德决策者认为，企业转制好比女儿出嫁，你拿效益不好的“丑女”去嫁，肯定没有好婆家，而应把“青春靓丽”的靓女先嫁了。

于是，当时顺德的主政者，面对不少企业存在“虚盈实亏”的状况，决定要在一些国有、集体企业经营状况还好的时候“卖”个好价钱——不能等靓女成了“老女”“丑女”再嫁。

华宝空调厂当时就是一个“靓女”。

华宝的崛起曾是顺德的奇迹。旗下拥有12家企业的广东华宝集团，前身是靠顺德县经济发展总公司借款5万元起步，发展到资产数十亿的企业集团。1989年华宝旗下的工厂制造出国内第一台分体式空调，1992年空调产值达10亿元，华宝集团成为顺德3000多家工业企业的“大哥大”。1993年华宝产值达20亿元，成为那个时代当之无愧的空调第一品牌。

1993年6月，华宝集团完成了股份制改造，顺德市政府间接占股74.96%。同时，也发行了内部职工股。华宝的未来，被各方面看好，第一“靓女”地位为多方公认。有人以溢价一倍以上的价格买到了企业发行的内部股，大家都在坐等企业上市发财。

顺德企业产权改革，面对国企、集体企业职工社会保障以及银行债务，最需解决的现实问题是，钱从哪里来？解决钱从哪里来，就要变现。

在“靓女先嫁”策略下，顺德想为“华宝”找一个好“婆家”，将持有的股权变为现金。

经过多方物色、谈判，顺德政府部门选定了香港蚬壳电器，促成华宝与其联姻。1993年11月22日，双方正式签约，嫁了“靓女”给港商，顺德政府用6.44亿股权换12.88亿元真金白银，双方皆大欢喜。

可是，这一“嫁”，却酿成了沸沸扬扬、震动上下的“华宝风波”。蜜月期刚过，一个个痛苦便接踵而至。

有股东、职工担心港商控股后企业“说话不算数”，自己辛辛苦苦挣的血汗钱、买的股票变成废纸，开始为“争取权利”四处告状；港商的一些管理理念也与原职工有冲突；港商的一些措施触动了一些利益格局，动了一些人的“奶酪”……各种复杂因素交织，造成多方面强烈反弹。

有说“把靓女嫁了，剩下老女丑女”的，有说“把国有企业卖光搞光”的……“华宝转制”还被个别教授在课堂上拿来当做“国有流失”的案例进行教学。媒体也加入其中，风波越来越大……

树欲静，而风不止。1994年11月10日，港商迫于压力主动提出分手，香港“蚬壳电器”发布公告，解除与“华宝”的合约。华宝最终与港商“离婚”，双方还差12天才满一周年的“婚姻”解体，这桩顺德企业转制中唯一的“涉外婚姻”宣告结束。

“华宝转制”期间，顺德市负责同志不止一次会议开到深更半夜。时任市委书记的陈用志有一个多月失眠。他说，“当时有人提出一定要把我搞臭，要让我在全市做检讨。省里也专门派检查组来顺德调查我的问题，查了3个月，最后得出的结论，一是华宝转制我不用承担责任，二是没有经济问题，这个结论现在还有一份保存在我家里。”

虽然短短不足一年时间，“嫁出去”再回到了娘家的“华宝”已不是“靓女”了，元气大伤，成了“剩女”。

时间就是金钱，市场如同战场。后来又几经波折的第一空调品牌华宝，一再错过机遇，与市场渐行渐远，如今早已不知踪影。

有人说，“华宝”成了“公私之辨”的“牺牲品”。后来有参与者揶揄：产权改革这样大的事，如果不出风波，反倒不正常了。

顺德产权制度改革从一开始就遇到了重重阻力。对此，顺德“不埋怨，不停步”，顶住了巨大的压力。

在顺德第一轮产权制度改革中，国营和集体企业只保留56%，当时外部压力很大，最后省里提出把顺德国营和集体企业的比例提高到62%。广东省委还就顺德改革向中央作了说明，事情最终得以解决。

此后，关于顺德产权改革的争论一直困扰着这片土地。直到1997年9月18日，党的十五大胜利闭幕，顺德改革才一锤定音。

1997年11月，《人民日报》连续刊发三篇关于顺德综合改革的系列报道，向全国推广顺德产权改革的经验。报道认为顺德走出一条非特区的改革探索之路，算是对顺德综合改革的争论画上句号。

“这是顺德人最为春风得意的时间。1992年到1997年这5年，顺德顶着压力，改革取得了重大成就。顺德被称作‘广东四小虎’之一的虎威这时才真正出来了，并一跃成为‘虎首’。”何劲和这样说，顺德很兴奋，很快就组织了“97’顺德名优产品北京博览会”，还在北京饭店举办了“顺德品牌发展高峰论坛”。

“我记得最清楚的是《经济日报》当时的总编辑艾丰的发言，他一开头就很激情地说，‘有的地方本应该出大批名牌，可是我们没有看到名牌出来；有的地方你看不出他能出名牌，却出了这么多名牌。这个地方就是顺德。’21年过去了，我对这句话记得特别清楚。”何劲和说。

记者旁白：看历史，越久远才能越清晰。顺德在全国率先开创的企业“转制”之举，为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探路的样本价值愈加凸显。顺德顶“大帽”、冒“风波”，认准了的义无反顾地干，敢担当，只唯实，最终成就了今天的辉煌。

一个小乡镇 两个500强

在中国，提起“美的”与“碧桂园”，可谓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但若提起北滘镇，则知者甚少。

而26年前，碧桂园与美的这两个今天的《财富》世界500强企业，正是顺德北滘镇政府办起来的乡镇集体企业。

冬日的暖阳下，站在北滘镇碧桂路碧桂园集团总部大楼上望向西南，大约两公里，一栋直插天际的别致建筑若隐若现，那是同样位于北滘镇美的大道上的美的总部大楼，这两家企业总部都是北滘地标。

“没有上世纪90年代顺德那场企业产权改革，八成不会有今天的碧桂园与美的，没有这两家世界500强企业，无论是北滘或是顺德，今天都一定会失色很多。”何劲和、沈涌等人分析说。

顺德当年的产权改革，也不是政府号令一下各地齐步走的，不少乡镇都有疑虑，热情不高，观望等待。

“对完全竞争性企业，政府早退股早好，企业早改革早好。”时任镇委书记欧祥贤当时就有这样的“眼界”，实属难得。作为顺德改制试点镇的北滘率先启动，1995年全镇61家企业全部成功转制。

“北滘镇大部分乡镇企业家对改革充满期待，何享健、杨国强是其中积极性最高的两位。”时任北滘经济发展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周冠雄回忆说。

何享健是北滘经济发展总公司董事，也是美的创始人。北滘镇经济发展总公司是镇政府全资控股的企业，它又同时控股50家镇里的乡镇企业。当时的北滘，已经以“风扇城”闻名于外。何享健掌管美的，是北滘镇经济发展总公司控股的50家镇属集体企业之一。

1992年8月，何享健与冯润胜、马继章3人曾去韩国考察。他们一路交流碰撞，对比中国企业和韩国企业，3人得出一个共识，充分竞争性的国有企业如果不改革，企业负盈、政府负亏，总有一天要出大问题。

“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我跟当地领导讲。政府去直接管企业发展，这么多企业，没有健全完善的管理系统，就管不住。我跟北滘镇政府、当时的顺德市政府都讲过，希望改革。”何享健说，“产权改革时，家电业竞争最激烈，企业的薪酬制度自己都做不了主，怎样管理，怎样留住人才？比如我要提升管理团队的待遇，把调整薪酬的方案报上去，原来是10万元、8万元年薪，后来要调到三四十万元，上面不同意。镇上说，你一个保安队长的工资，比我公安分局的局长工资还高。”何享健曾多次这样表达自己的观点。

北滘先行，美的先试。1992年美的参加顺德第一批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并成为全国第一家完成股份制改造的乡镇企业。当时，最受全国关注的，是美的作为全国首家乡镇集体企业，股改时“人人有份”，镇政府公务员和美的内部员工都分配到了一定比例的认购凭证。

但不少人对股改仍有忧虑，认为政府和美的管理层有摊派任务之嫌，希望快速变现。当时深圳市场的股票大涨，一些外地人跑来北滘收购美的股票认购证，部分本地人索性高价卖出，换来了一辆辆摩托车，一夜间，美的工厂内停车场摩托车爆棚。

一辆摩托车在当时的价格并不便宜，大约10000元，相当于一名美的一线工人10个月的工资收入。30多年后，也有美的老员工在忆及当时场景时说，“何总逼着我们发了一次财”。

但事后证明，真正“发大财”的，是没有卖掉认购证的“坚定派”。1993年11月12日，美的成为中国第一家乡镇企业改制后的上市公司。“粤美的A”在深交所上市，收盘价19.85元。

改制加快了美的的发展，从一个只有几百名员工的风扇厂，1990年的产值1亿元，到1995年产值已达到22亿元。2017年，美的实现销售超过2300亿元，成为进入《财富》世界500强的唯一一家中国家电企业。

碧桂园也是北滘经济发展总公司控股的集体企业。碧桂园集团董事局主席杨国强的创业历程更是几经波折，而其中最重要的一次转折，正是顺德改革中的“转制”。

上世纪90年代初，房地产投资浪潮席卷全国各地。1991年12月28日，顺德北滘镇政府属下的北滘经济发展总公司和另外两家公司，合组顺德三禾物业发展有限公司，开发位于北滘近番禺地界、广珠公路南侧的碧江及三桂管理区的一片1500亩的土地，项目位于碧江村、三桂村，取名“碧桂园”。

然而1993年，海南房地产泡沫破裂，国家全面实施房地产宏观调控，受此影响，碧桂园首期销售困难。两家合作公司根据政策及自身困难状况退出项目，资金链断掉，项目面临重大危机。剩下的北滘经济发展总公司也欲将碧桂园项目转让。然而，当时无一家企业愿意冒险接盘。

也正是此时，北滘作为顺德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试点正加速推进。杨国强审时度势，认为项目依然大有可为，主动参与到顺德企业改制的第一波大潮中，联手北滘建筑工程公司四名股东共同接盘。

1993年9月，顺德北滘镇政府与杨国强等五位股东签署第一份转制协议，北滘建筑工程公司顺利转制为民营企业。

杨国强等率领团队从此走上自主发展的道路，风雨兼程26载，成为中国新型城镇化的引领者之一。2016年碧桂园实现销售3088亿元，进入《财富》世界500强榜单，成为全国地产老三。

“没有这次改制，一个乡镇的小小建筑公司，不知早被雨打风吹到哪里去了。”多位了解背景的顺德干部这样向记者表述。

记者旁白：站在105国道顺德容奇大桥上极目望去，一江两岸仍是顺德家电产业重镇，而当年的众多家电“明星”们大多已风光不再。改革发展伴随着成功也同样免不了有失败。然而，也只有坚持不懈深化改革，才能赢得更加光明的未来。

“自我革命”探路“大部制”

“可怕”的顺德人，在改革开放中还干了一件大事：先于“转制”，顺德进行了“大胆”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那场被媒体称为“大部制”改革先声的顺德实践，震动于内，静观于远，辐射周边。只不过，震波没有像产权制度改革在全国范围内引起“震荡”，而这并不影响其同样深远的历史价值。

1992年1月29日，邓小平考察离开后，顺德县委马上召开内部会议，讨论顺德如何“思想再解放一点，胆子再大一点，步子再快一点”。2月24日至27日，广东省委召开工作会议，落实邓小平南方谈话精神。广东省委、省政府决定，将顺德作为全省的综合改革试点，希望顺德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赶超亚洲“四小龙”方面，在全省先行一步。3月26日，国务院批准顺德撤县建市。

喜事连连。顺德人称为“三喜临门”，改革发展，热情高涨。

如何“先行”？顺德市委在3月底召开的一次常委会上形成共识：“摸着石头过河”，先从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起步，为广东先行先试，闯出一条新路。

为什么从政府管理体制改革切入？其时，顺德经济一马当先，而要更上层楼，行政管理体制对生产力发展的不适应已经暴露，表现出了诸多弊端。

“庙”多、“关卡”多，中间层次多，人浮于事，办事效率低……“机关病”严重。如农口有7个涉农机构，分别是市委的农委、市政府的农办，还同时下设有农林局、水产畜牧局、绿委办、糖办、饲料办等，一条蔗、一棵树都有三四个部门管，被戏称“七龙乱农”。

顺德痛下决心，抓住“转变职能”这个牛鼻子，进行一场撤庙、搬神、摘乌纱的“自我革命”。机构的撤、并、去、留，以提高管理水平、行政效率为导向，以有利于经济和社会发展为导向，需要改什么机构，就改什么机构。

1992年5月，顺德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启动，以加强党的领导为原则，采取“不分党委部门或政府部门，一律按工作性质、职能考虑撤并”；依据“同类合并、另起炉灶、保留强化、转性分离”等四项原则，实施顺德有史以来力度最大、涉及面最深的机构“撤并建手术”。

5月5日，几乎是“第一刀”，顺德市委、市政府决定撤销市建委，调整国土局，设立市规划国土局和市政建设局。

“这是一项难度最大，‘摸老虎屁股的改革’。原来一个基建工程从立项、报建，到开始施工，要盖11个公章，一般需要漫长的3个月时间。”时任顺德市委常委、组织部长的杨肖英介绍说，此项改革的目的，是适应撤县建市后城乡一体化的需要，强化规划职能，减少人为障碍，加快审批办证的速度。改革后，同样的工程立项审批，一个月之内就能“搞掂”。

顺德的这项“手术”历时10个月零8天，至1993年3月13日，市委办、市政府办两个办公室合并，全市行政体制的“大部制”改革告一段落。

顺德市委办、市政府办合并，实行一套人马、两个牌子。市委农委改称市委农村工作部，市政府农办及其下设各局（办）一起改为市农业发展局，市委农村工作部与市农业发展局实行两个牌子、一套人马，“七龙乱农”变“一龙治农”。

改革的结果是，全市的56个党政机构，精简为29个，其中政府部门为23个。撤掉了27个部、办、委、局；各部门的内设机构，精简了125个；临时机构撤掉了近100个。改革前在编人员为1235人，改革后减为897人，精简了338人。

“那时没有提‘大部制’，但也是真正伤筋动骨啊！”何劲和回忆说，“我当时刚到1991年才新成立的旅游局当办公室主任，才两年多，旅游局就同其他20多个局委办一起砍掉了，真的是革了自己的命。因为是转变职能，必然要对一些部门的职权进行重新配置，而这样的权力再分配，无异于从既得利益的单位和部门身上‘割肉’。”

但这次改革，曾令很多人担心的“大地震”，在顺德并没有发生，这几乎不可想象。为什么？

一个重要原因是，顺德搭起了“抗震棚”——通过保留待遇等多种路径，较好地处理了分流人员的福利待遇。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则是，顺德人的开放观念与敢为精神，当时分流的许多干部“下海”经商。

但这场“震中”在顺德的“地震”，顺德相对平静，却震怒了“左邻右舍”，特别是有些上级部门。

“顺德的行政体制改革，可以说是‘伤’的是自己身体，顺德人自己忍受住了，但却‘疼’在别人心上。”有知情人说。

尽管在改革中，对减少的机构，顺德采取了“一套人马，两块或三块牌子，继续保留原有的50多个公章”的做法，并规定了原有公章的使用原则，“对上不对下，对外不对内”，方便对上、对外联系工作。但由于上下不对口，上面一些部门的人来，在顺德找不到下级部门，心里气不顺。“当时改革轰动很大，市里的压力也很大。”杨肖英回忆说。

“先上车，后买票”。顺德顺利完成“小政府、大服务、大部制”行政机构改革后，1993年10月，《顺德市机构改革方案》获广东省委、省政府同意。一些上级对口部门才慢慢接受了在顺德找不到“腿儿”的现实。

2002年5月13日，中编办在顺德调研行政体制改革情况后，决定将顺德列为全国“深化行政管理体制和机构改革试点”。

2009年9月，顺德主动“请缨”，作广东省综合改革试验区，继续深化“大部制”、简政强镇等改革，打出一套转变政府职能、改革行政体制的“组合拳”。

……

不用扬鞭自奋蹄。与国家力量推动的特区发展有所不同，顺德的改革发展自始至终带有浓厚的“草根”气息，通过一次次自我变革，完成了一次次的自我提升。

结 语

起初，“可怕”是用于惊叹顺德人创新出来的经济奇迹；后来，其“可怕”之处已经不再是指经济，而是其背后隐藏着的顺德人的精神和文化力量。

如今的顺德，正因这种“可怕”、可爱迸发出勃勃生机。最新数据显示，总人口281万的顺德，806平方公里的土地上，2017年实现生产总值3080亿元，同比增长8.5%，综合实力连续六年蝉联全国市辖区百强第一位。顺德还汇聚了近10万家各类企业，拥有家用电器、机械装备两大超2000亿元级的产业集群。

凡是过往，皆为序章。总能先行一步的顺德，今天正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对标新发展理念，以解决仍然存在的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为突破口，鼓满风帆再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