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万隆会议召开至今，南南合作在60多年的不断发展演化之中，逐渐成为发展中国家自力更生、谋求进步的重要渠道，也是确保发展中国家融入和参与世界经济的有效手段。近年来，随着世界政治经济形势不断发展变化，南南合作面临着许多困难和挑战，如何推动新型南南合作，有效应对时代新挑战，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议题。近日，在金砖国家智库合作中方理事会主办、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承办的万寿论坛上，有关部门、专家学者等150余名代表围绕“新时代的中国与新型南南合作”这一话题开展了深入研讨。

重点交流治国理政经验

与会专家在讨论中指出，新型南南合作的“新”，主要体现在深化升级经贸领域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促进能力建设、加强价值理念交流互鉴、共同应对风险挑战等方面。同时，随着中国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提升，中国在引领和推动新型南南合作中必将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郭业洲表示，推动新型南南合作，应以提升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和治理能力为重点，以“一带一路”国际合作为平台，以金砖合作等新兴国家合作机制为抓手，着力构建发展中国家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和平发展、人类文明进步，为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作出新贡献。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研究室主任、金砖国家智库合作中方理事会秘书长栾建章表示，如今，南南合作的内涵和外延正在不断扩展，已经从传统的经贸合作延伸到了理念交流、经验分享和在国际重大问题上相互支持等多个方面。“发展中国家在发展中面临很多相似的问题，发展较为迅速的国家积累了很多经验，发展相对滞后的国家可能在特定的领域有自己的独到见解。治国理政经验的交流和分享成为新型南南合作的重要内容。”栾建章表示，治理经验属于理论层面，能力建设则是影响落实成果的关键因素。能力建设不仅包括技术方面，还包括执政能力、执行力等方面。“以去年在北京召开的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为例，与会的各国政党领导人都表示要积极地学习中国共产党的治国理政经验”。

栾建章还认为，在推动新型南南合作中，形成各方认同的价值理念是合作的基础，智库合作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是发展中国家的智库在思想力、影响力和话语权等方面仍需提高。

推动全球格局均衡化

面对不同的时代背景和全新挑战，推动新型南南合作也有着新的全球意义。

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副院长高祖贵认为，推动新型南南合作有助于通过挖掘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潜力增强全球发展的动力。“在孤立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情况下，发展中国家需要依靠加强合作挖掘潜力，现在发展中国家的互补性还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各方对开展互补性合作的需求实际上很强烈”。

高祖贵还表示，南南合作对促进发展中国家所在地区的治理改善至关重要，治理赤字比较严重的地区大多数在发展中国家区域，这些地区治理需求很大，在一些发达国家难以发挥良好作用的情况下，新型南南合作将对这些区域治理发挥重要作用。

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李扬看来，新型南南合作的重要意义之一在于它可以进一步深化和完善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制度化合作，制度化的南南合作更能有力地凝结、壮大发展中国家的力量。

李扬还表示，开展新型南南合作有利于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平的方向发展。“在新型南南合作的推动下，世界经济秩序将会发生变革，将朝着更符合发展中国家利益的国际经济新秩序转变”。李扬说。

北京师范大学新兴市场研究院院长兼发展研究院院长胡必亮认同这一看法。他表示，如果新型南南合作得到进一步发展，整个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实力提高后，国际话语权就会增强，全球体系中的国际关系就会出现新的变化，全球格局也会呈现出更均衡、更充分的发展。

胡必亮还认为，新型南南合作对进一步推进全球化有很重要的意义。“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非常重要，如果没有全球化的推进，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都要受到一定的制约。全球化的推进能够把一些新兴市场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带到发展中国家，比如工业化、互联网技术等，只有这样，发展中国家才有可能实现跨越式发展。”胡必亮说。

新型合作需要新思路

新的世界发展格局呼唤新型南南合作，新型南南合作也需要有新的合作思路。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陈利君认为，新型南南合作首先要创新发展理念，“过去的南南合作更多是强调政治的相互支持，强调自力更生，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在当今时代，还要创新理念，比如把和平、合作、发展和共赢的理念贯穿其中，还要强调可持续发展、公平发展、全面发展和共同发展，还应当完善合作机制，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

此外，陈利君认为，南南合作的参与主体也应该更加丰富，以前主要是政府推动，现在要依赖更多的渠道和资源来推动，并且应该丰富合作内容，创新合作形式。

联合国贸发会议经济事务高级官员、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特邀高级研究员梁国勇认为，新型南南合作应该有问题意识。比如，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面临的最大难题在于如何实现工业化，这个领域也应该成为新型南南合作的优先领域。

“国际经验表明，工业化是发展的必由之路，是经济腾飞不可缺少的一个阶段。低收入国家的工业化需要基于本国的努力，同时也需要南南合作等国际合作。低收入国家工业化失败普遍存在的情况表明，市场是会失灵的，应对市场失灵需要政策干预，南南合作是一个重要的途径。”梁国勇认为，市场失灵在一定程度上和国际分工带来的路径依赖有关，很多经济体没有工业化，其在原来的经济分工里侧重于自然资源的生产和出口。要改变这种情况，南南合作可以发挥重要作用。

打造新型南南合作，并非与原有的合作机制完全对立，应思考如何与原有的国际合作机制进行良好互动。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郑宇认为，新型南南合作依然要思考如何与发达国家对话，“以前，发达国家是对发展中国家援助的主要国家，已经有一套理论和机制，南南合作要采用新的方法，怎么与这些国家对话？怎么提出比原来更好的方案？这是需要大家思考的问题”。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唐丽霞则认为，南南合作不可一概而论，需要区别化对待，在大的南南合作框架下，对不同经济发展层级的国家，要做分层次、分领域的合作。

“南南合作领域很宽泛，比如农业领域、安全领域、能源领域、经贸合作、产能合作等，但同每个国家的合作重点分别是什么，这要考虑清楚，不能遍地开花。我们在谈南南合作时大部分是从整体上讨论，对很多具体国家的理解和研究还是不充分，比如我去过不同的非洲国家，每去一个，都发现这个国家的发展诉求与以前的理解是不一样的。”唐丽霞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