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走到太平洋的那边，他们的兴奋点还是在诞生、发育、长大、成人的那块土地上

飞机降落在灯火辉煌的纽约，感觉新鲜又有点麻木，毕竟是到了异国。已经约好了房东廖先生来机场接我。上了廖先生的汽车，立刻汇入纽约的大夜市，飞机上俯瞰下来的散点水泡竟是如此璀璨硕大的明珠串链！廖先生告诉我要系上安全带。

我们住的这幢楼房，廖先生租了第三层，自己用一间卧室，把另外两间再转租出去。一位房客是从台湾来的小姐，在餐馆打工；另一位房客陈先生攻学位，暑假毕业，我就是“候补”他的房间。我在客厅里当了一礼拜“厅长”，就离开纽约去了马里兰。但这是我到美国的第一周，第一站。

大手大脚的廖先生魁梧而白净，他的太太却纤细小巧。她告诉我她在一家肉品仓库里打工，每天切肉，剔骨，早出晚归，并不容易。廖先生大学毕业，也是晨出暮返，到最后，我也没弄清他到底做什么工作。

“美国人就知道享受。一天想的不是装修房子，就是到哪儿旅游，或者再换辆新式汽车。我们东方人首先要考虑生存，他们完全不能理解。”廖先生对我感叹。

廖先生的父母是从中国大陆移民到马来西亚的。客厅里悬挂着一张大条幅,是苏轼的《赤壁赋》，廖先生令尊的手笔。廖先生又要我教他汉语拼音，又问我唐诗宋词。

我的课程推迟到秋季的学期，于是有了去马里兰打工糊口体验人生的机会。在马里兰大学校园一侧，我租了一间阁楼房子。

这个房东是从中国大西北来的，已经来了美国十年，拿到绿卡，买了房子。自己住楼下，楼上租给在马里兰大学读书的中国学生。

孙先生有中国的大学学历，西北工业大学机械系毕业，因此能在马里兰大学当一名机械修理工。他的英语不很好，但谋生已经绰绰有余，因为修理机械是“君子动手不动口”，何况，美国也是大锅饭好吃。

孙先生生活得颇悠闲自在。他既不想攻读学位，也不想晋职升迁，每天到工作岗位上混七八个钟点。他告诉我实际上也就干四五个钟点而已，余下的时间都用来读中国的历史书和文学书。马里兰大学有个东亚图书馆，对理工科毕业但爱好文史的孙先生来说，简直是“天之赐”。

我成了孙先生自有租房历史以来最投缘最谈得来的房客。话题总离不开中国人，中国的历史和政治，现在和未来。哎，即使走到海角天涯，兴奋点还是在你诞生、发育、长大、成人的那块土地上。这些中国人！

《西安事变》《雍正传》《中国古典文学》……孙先生一本接一本读下去。他家周围林木葱郁，河水潺潺，风景秀丽。孙先生说,他从小就幻想着，能随意躺到绿茸毛一般的草地上看书，来了美国，这变成了真实。我开玩笑说他是跑到美国来做陶渊明，他颇有一点自得又有一点感激，说我是唯一一个赞赏他这种生活方式的人。其他人，无论美国人,还是中国人，都嘲笑他，连他太太也嫌他懒，不想法去赚更多的钱。

再度回到纽约，廖先生的兄弟从马来西亚来，把原定我租用的房间占用了去。我于是有了第三家房东。

其实是二房东。真正的房主住在外州，把这栋纽约的空房租出去。一层和二层是长期住户，底层还有半地下室，好几个房间，就委托住在一层的郑太，代理散租。我就成了其中一间的临时住户。

郑太是从广西农村来的移民，一个地道的中国农村家庭妇女，丈夫在餐馆打工，每天早出晚归难得见面。除了收房租，郑太有时下来使用洗衣机，顺便就闲聊几句。

“我来了美国好几年，真把我憋死了！整天窝在家里，哪儿也去不了。刚来那会儿，我得给十几个人做饭，我老头子的弟弟、弟媳妇好几个，轮流回来吃饭,时间不一样，不断地做饭，不断地洗碗，把我累得要命，他们还不满意。”

“我老头在餐馆作工，打电话都没处打呦。要是出个事，那才是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呢。”

“我已经回大陆去了两次，我对我老头子说，你不让我回去，我就跳楼……

我有时真想跳楼嗳。在家乡几多好，想干就到田里干一干，不想干就和乡亲谈讲谈讲。在这儿就和坐监狱没啥子两样嗳。”

郑太有这种独到体验，对刚从国内来的房客就格外有一种关怀和温情。对房租催得不是那么十分紧迫，每个周末还把一周的《世界日报》拿下来给大家免费阅读。

郑太说他们没有攒下钱，把钱都花到回国探亲上面了。老两口有四个孩子，两个小的还在读中学，两个大的则已经在纽约上了大学。美国大学的学费可并不便宜。当然这是郑太老两口的一种成就了，可骄傲的成就。

我回国的时候，郑太托我带了一顶帽子和一双鞋，从国内寄给她在广西的母亲，这要比她从美国邮寄划算一些。郑太想她的母亲，她的乡亲，想广袤无际绿油油明晃晃的水田。她想得很苦，这种感情在英语里叫homesi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