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小传

岳福斌，1953年出生，辽宁葫芦岛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经济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矿大中国煤炭经济研究院院长，中国能源研究会中国煤炭经济30人论坛（CCEF-30）组委会副主任兼秘书长。

岳福斌代表著作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商品经济论》《制度创新：中国式市场经济大思路》《资本论与中国》《现代产权制度研究》等20余部，发表学术论文200余篇。2002年以来，岳福斌把研究方向转向煤炭产业经济研究。

岳福斌出道时主要从事理论经济学研究，在《资本论》与中国经济研究，特别是在市场经济理论、股份经济等领域著作颇丰。

在2002年，他却转而投身到煤炭产业经济研究之中。这一“转身”，意味着放下已经熟悉、前景广阔的理论经济学领域，进入一个陌生的、相对狭窄的煤炭产业经济领域。这一“转身”，也让他与煤炭产业结下了不解之缘。

从小就有上大学的梦想

岳福斌出生在辽宁省葫芦岛市一个普通干部家庭。上世纪60年代，和那个年代的许多年轻人一样，岳福斌也经历过上山下乡，在农村赶过车。招工进厂后他搞过土建，还做过皮革工人，后来又被调到县工会担任理论辅导员。

那时县一级的理论辅导员先到市里接受前期培训，再回到县里讲给工人辅导员听，讲课内容包括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以及毛泽东的《矛盾论》和《实践论》。这段经历，帮助岳福斌日后从事经济理论研究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1977年，高考制度恢复。当时，岳福斌已经从理论辅导员转岗为领导秘书，而且组织上也已把他列为后备干部，提拔晋升的机会很大。不过，这并没有让岳福斌放弃对上学的追求。只读满初一的岳福斌决定参加高考。“我家里没人上过大学，我从小就有上大学的梦想”，岳福斌说。

第一年参加高考，岳福斌一炮打响，成了县里的文科状元，但由于志愿填报问题，遗憾落榜。半年后，他再次向上大学的梦想发起冲击。这一次，他没有让机会再溜走，被当时的辽宁财经学院录取，专业是商业经济学。

进入大学以后，岳福斌时常告诫自己，要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

“我以前担任过理论辅导员，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的部分经典著作，粗知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所以就让我当政治经济学的课代表。”岳福斌说，这样，自己与任课老师郭清海教授就有了许多接触。

郭清海教授对学问研究的孜孜不倦，深深地影响着岳福斌。“郭老师常说，这辈子只想把《资本论》研究透，写一本《资本论》的解读本。”岳福斌回忆说。除了学习本专业知识外，岳福斌也把更多精力用到了《资本论》学习上。

要在学术道路上走得更远，就必须拜名师深造，练就理论基本功——这是郭清海教授给岳福斌提出的具体要求。岳福斌回忆说，当时国内研究《资本论》的学者中，西北大学的何炼成教授颇有名气，学术造诣也深。在郭清海教授的鼓励下，他决定报考何炼成教授的研究生。

就这样，已经大学毕业并在中共锦州市委工作的岳福斌，经过连续3年的努力，终于如愿以偿，拜在何炼成教授的门下。回忆当年读研经历，岳福斌印象最深的就是何炼成教授严谨的学风。“记得到西北大学之初，个别同学对经济管理学院开设《资本论》这门课意见很大，认为这门课‘过时了’‘没用了’。何炼成教授不仅及时纠正这种错误思想，还明确要求学院的老师和研究生都要读《资本论》原著。”岳福斌说。

学以致用，鼓励学生动手写文章是西大研究生教育的特色。“学院要求我们边学习、边研究、边写作，我先后写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转变生产方式》《“二权分立”的新思考》等十几篇文章，这些文章先后在《光明日报》《西北大学学报》等报刊上发表，其中《关于“按劳分配”的几个问题》还在全国研究生学术讨论会上被评为一等奖。”岳福斌说。

光阴荏苒，从西北大学毕业至今已经30年。在岳福斌看来，这段学习经历，收获的不仅仅是知识，而是深刻地感受到了前辈们做学问的优良品格：一定要站在民族复兴、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幸福安康的角度来思考问题。有了这样的高境界，思想之花才能绽放得更大更艳。

好学力行苦作舟

研究生毕业时，岳福斌本有机会到财政部工作，但酷爱学术的他却选择了当时隶属财政部的中央财政金融学院（现中央财经大学）。

1992年，股份制改革开始兴起，岳福斌开始研究股份制经济。那时候，为了系统研究股份制领域，他曾组织人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股份经济的语录从原著中一条条找出来。为了编著《经济学家论股份经济》，岳福斌拜访了厉以宁、刘鸿儒、曹凤岐等资深专家，并向他们约稿。让岳福斌感到意外的是，这些著名经济学家们居然都爽快地答应了。后来图书出版时，自觉资历尚浅，在主编署名时，岳福斌没有用真名，就取了笔名“丘山”。

功夫不负有心人，由他主编的380多万字的《股份经济知识大全》《经济学家论股份经济》等著作相继问世。好学力行的他凭借着在学术道路上的一股韧劲和勇于探索的精神，几乎每年都有新书出版，还发表了大量的文章，其中多篇在国内获奖。

2001年，因工作需要，岳福斌被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先期在中央重大经济理论课题组工作，后又在研究生院任教。

2002年，岳福斌前往内蒙古考察调研。在与当时内蒙古自治区规模最大、效益最好的煤炭企业伊泰集团董事长张双旺深入交流后，岳福斌想起此前自己曾参与调查研究甘肃平凉某煤矿因产权纠纷引发的群体性事件的经历，深切地感受到煤炭产业经济体制机制改革相对滞后、产业政策等方面存在着许多值得研究的问题。

随后几年，岳福斌的足迹几乎踏遍了全国各大煤炭基地，真切地了解了煤炭产业的实际处境。有一次，岳福斌去同煤集团调研，当他看到许多矿工住的还是当年日本侵华时期中国劳工住的干打垒石头房子时，默默地流下了心酸的泪水。更让他揪心的是，由于煤炭产业经济形势不好，安全生产投入欠账多、安全隐患大，安全生产事故多发频发。岳福斌暗下决心，一定要集中精力研究煤炭产业，为煤炭产业的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作出贡献。

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从事煤炭产业经济研究以来，岳福斌经历过2002年后煤炭产业发展的“黄金十年”，也经历过此后异常惨烈的大调整。这一客观现实使他格外关注煤炭产业经济形势。他常说，“煤炭产业经济研究的第一课题是形势分析与研判，要时刻把握产业经济的景气度，不能过冷，也不能过热”。

岳福斌始终保持着对行业冷静而敏锐的观察。一方面他认为，中国的煤炭产业太过分散，应该加大推进煤炭企业兼并重组的力度，尽快让一些小而散的落后煤企“死亡”，不能让“傻子挖煤都能赚钱”。另一方面，他也及时警示煤炭产业要居安思危、防范风险。

2011年三季度末，他在接受《经济日报》记者专访时指出，煤炭产业存在下行的潜在风险，必须予以重视和防范。当时，煤炭产业的景气值正处于“黄金十年”以来的巅峰，许多人都认为煤炭产业的好日子远未到头，当时仍然有大量的新增投资涌入其中。访谈见报后，不少人提醒岳福斌不能与煤炭产业的大好形势“唱反调”。

岳福斌顶住压力说，“我在媒体上的观点已经很温和了，这一结论是根据经济运行规律分析做出的，煤炭产业经济的大调整即将到来，而且可能比想象的更严重，必须早做准备。”这一预言，很快得到了验证。2012年初，煤炭产业开始了深度调整，煤炭价格一路狂跌，煤炭产业陷入极端困境。

时隔4年后，岳福斌又准确地预测出煤炭产业即将复苏。2016年年初，他预言调整已进入尾声：随着世界经济弱复苏，国民经济发展缓中趋稳，特别是党中央、国务院一系列促进煤炭产业脱困发展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政策的科学实施，我国煤炭产业将走出“十二五”以来长时间的、深度调整的隆冬期。他的预言又一次被印证。

有媒体记者采访时问他为什么能把握住煤炭产业经济运行的拐点？他说：“我们研究和分析问题必须从客观实际出发，必须尊重客观规律讲真话，不能别人说什么你跟着说什么。学者说话必须要有良知、讲真话。”

老当益壮砥砺前行

如今，60多岁的岳福斌已经在中国社科院正式办理了退休手续。不过，他并没有休息的打算，还继续担任着中国煤炭经济研究院院长、中国煤炭经济30人论坛组委会常务副主任兼秘书长，继续招收研究生，教书育人、解惑授业，继续研究煤炭产业经济。

“把已经形成的关于煤炭经济的学术思想进一步完善并系统化，努力让这些思想和理念对煤炭产业的科学发展有所益，这是我今后最大乐趣所在。”岳福斌说。

为了实现这一梦想，岳福斌也在构建更加理想的平台。就在今年年初，在多方的共同努力下，他一手打造的中国煤炭经济研究院从中央财经大学“搬迁”到了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拥有一流的矿业及煤炭学科水平与特色，与煤炭产业联系更密切一些，在煤炭学科方面有较丰富的资源，很多院系都与煤炭企业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也有很多校友在煤炭企业工作，不少老师也在研究煤炭经济，煤经院来到矿大后，学科发展与研究事业也会更顺一些。”岳福斌说。

目前，岳福斌已经与中国矿业大学（北京）达成共识，要把煤炭产业经济学科建设作为重点发展学科。“退而不休”的岳福斌又在中国矿业大学（北京）招收硕士、博士研究生，2017级学生已经入校。

在岳福斌看来，一个产业如果没有科学的理论做指导，将会麻烦不断、问题缠身。要彻底解决产业经济深层次问题，必须把握其经济运行的客观规律，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要加强研究，形成科学的理论体系做支撑。

从事理论研究无疑是十分枯燥的。不过，有梦想做支撑就会大不相同。在采访中，岳福斌从抽屉里拿出了一摞厚厚的书稿说，“这是我写完的中国煤炭产业经济学的初稿，还有待不断完善，希望她将来能对煤炭产业经济理论的繁荣和发展有些用”。

岳福斌说，“我已经是一个正式办了退休手续的老人了，只是希望能为煤炭产业经济真正做点实实在在的事情。我不介意别人说我学问越做越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