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年1000亿元！这是阿里巴巴对其新设立的研究机构——“达摩院”的投入预算。今年10月，阿里巴巴“云栖大会”上宣布成立这一机构，进行基础科学和颠覆式技术创新研究。

像达摩院这样由企业创办的新型研发机构，在京沪深杭四城市已不是新鲜事，企业正在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这正是党的十九大要求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题中之意。《经济日报》记者在这4座城市看到，企业在创新中的主体地位已经体现得相当明显。

市场这只“无形之手”挥舞着“指挥棒”，不仅为城市的创新方向提供了指引，也为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了压力与动力。从企业“铺天盖地”到创新“顶天立地”，市场为企业创新提供了怎样的动能，又怎样提升了创新要素集聚的效益？划清市场与政府的边界，城市管理者们又该做些什么？请看京沪深杭的创新实践。

春江水暖鸭先知

东家是落户在杭州一家汇集了手工艺匠人的电商平台。东家联合创始人朱见山用一句诗来形容选择杭州的理由：“春江水暖鸭先知。在杭州这池水里，你能时刻感受到电商产业变化的温度。也许我们不知道往哪里走会活，但至少知道哪些方向，走进去会死。”

创业企业为自己“找家”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它们衡量城市“创新基因”的过程，原有产业集群和龙头企业的带动作用，为不同城市涂抹上了不同的创新色彩。聚集着联想、百度、京东、小米、奇虎360等一批龙头企业，北京中关村2016年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规模达到近1.8万亿元，约占全国11%。依靠着上海的大工业基础，华虹、中芯国际新12英寸生产线启动建设，C919大型客机成功首飞，世界首制17.2万立方米薄膜型液化天然气船交付……企业重大创新成果不断涌现。

城市“创新基因”所带来的活力，其实就是围绕着优势产业所产生的区域市场要素资源的集聚，对于企业创新来说，利好多多：

——生产能力集聚带来“聚光效应”。深圳市众合联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物联网公共平台服务商，对于董事长李开盛来说，公司最重要的就是能连接千千万万物联网新品。“搞一个新产品，需要很多元器件。在其他城市，你可能要花费几天跑上几个地方也未必能找齐，在这里你一天就可以找到想要的任何东西，创新效率要高十倍百倍。”

——人才队伍建设产生“虹吸效应”。浙江杭州市副市长陈新华告诉记者，龙头企业在创新中相当于一座“大学校”，不断吸引和培育人才。“阿里巴巴现在有6万员工，但工号已经排到了15万多号，这就是说，有近10万人流出了阿里巴巴。在杭州，对创新创业人才有个‘新四军’的提法，除了浙大系、海归系和浙商系之外，还有就是阿里系。”

——更重要的是，产业链的打通，营造了良好的支撑环境，市场自发形成了“生态效应”。投资机构元璟资本合伙人陈洪亮表示：“投资机构的进入，要看产业集中度，也要看创业者的个人经历。产业与人这两个要素的集聚，最终会带来资本的集聚。”在北京中关村有2万天使投资人，约占全国总数的80%，2016年，天使投资案例819起，投资金额45.6亿元，占全国的三分之一以上。

好钢用在刀刃上

在杭州，除了达摩院之外，还有之江实验室和西湖创新研究院，国内外高校院所与大企业共建的市级以上科技创新公共服务平台已达28个。

来自深圳的数据则显示，近年来，深圳累计培育了93家集科学发现、技术发明、产业发展“三发”一体化发展的新型研发机构。其中，华大基因研究院已建成全球最大的基因测序及分析中心，累计在《自然》《科学》等国际权威期刊上发表文章232篇。

北京中关村创新发展研究院院长赵弘告诉记者：“这些新型研究机构打通了产学研和资本的全链条通道，联通原始创新与成果转化、技术应用，在引才机制、激励机制、融资机制、项目筛选机制等方面进行了大胆创新。比如北京大数据研究院建立了纯市场化的企业孵化机制，将创新成果快速引入生产系统和市场。”

新型研发机构的风生水起，缘于以市场力量激发产业与学界间的“乘法效应”，其意义并不仅仅在于“钱多好办事”。阿里巴巴首席技术官张建锋将“达摩院”形容为“好钢用在刀刃上”。“‘达摩院’的核心意义在于，将探索一个能够解决短期与长期、投入与商业之间平衡的现代研究体系模式。我们将问题发给全球的高校和机构，同时向他们提供包括金融科技、物流等方面的一手产业数据的支撑、数据处理的场所和验证研究成果的机会，让高校和机构能够离市场更近些。”张建锋表示。

新型研发机构的风生水起，也意味着突破了体制和机制的限制，对创新创业的服务能够更加符合市场需求，落到“实处”。上海微技术工业研究院是上海首个将事前报批制改为事后考核制的单位，在财政经费总量上，采用政府投入与单位绩效挂钩制度：公司运营收入高，政府投入也高，反之投入就少。该机构副总裁朱佳骐表示：“据长期观察，技术研发成果经过中试，产业化成功率可大大提高。我们建设了为国内传感器及相关企业提供中试服务的8英寸研发中试线，这是国内首条、全球领先的研发中试线，将进一步推动国内‘超越摩尔’技术和物联网创新应用的发展。”

上海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周波用“退”和“放”来形容当市场导向明确时，政府应当怎样推进创新供给方与需求方的对接。“市场导向明确的创新活动，政府要减少不必要干预，最大程度地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支持以企业联合高校、院所和科技服务机构，共同组建科技成果转化实体。对于市场机制能够实现的服务功能，要主动转型，腾出空间，简政放权。如通过下放高校和科研院所科技成果的使用权、处置权、收益权，推动科技成果转化的速度和成效。”

踩着巨人的肩膀出发

耀灵科技创始人林芝青拥有全球领先的柔性太阳能薄膜封装技术，申请了业界首创的太阳能移动电源发电量监控等专利技术，却苦于无法产业化。简单来说，就是能生产出最好的太阳能“布料”，却缺少“裁缝”，也没有买家。通过蘑菇云·上海张江跨国企业联合孵化平台，林芝青在陶氏化学和本土企业家集群636的帮助下不到3个月就建立了自己的工厂，又获得了3M公司的大订单，直接促成了600万天使融资。“平台给予我的不仅是资源上的对接，还有渠道上的帮助，这对小企业的生存和发展非常关键。”林芝青说。

多有米则是一家位于深圳的互联网工商财税服务商，其CEO尹航同样告诉记者：“对于创业企业来说，我们明知道市场有需求，但大企业却像是天边的太阳，看得见摸不着。”在创业服务机构前海立方的帮助下，多有米成功“牵手”腾讯，迅速在52个城市推广，还在今年入选了腾讯扶植创业企业的“双百计划”。“进入了大企业的生态圈，对我们来说，就像是踩着巨人的肩膀出发。”尹航表示。

市场带来开放式创新，但势单力孤的创业企业想要站得更高，也需要产业孵化和创新创业服务，帮助它们建立起市场资源与信息通畅的“渠道”；而对于大企业来讲，同样需要基础能力的“输出”出口，仅靠市场“散点式”的“碰触”，效率不高。

杭州云栖小镇管委会主任吕钢锋表示：“只在场地、资金上对创业企业进行支持远远不够，还需要整合产业资源，为它们提供技术支撑，这其实就是让市场的‘赋能’更加精确和有针对性。”2015年3月，富士康在云栖小镇推出“淘富成真”创客平台，为创客们提供生产支持。在这一平台的帮助下，仅有10人创业团队的杭州美若科技，完成了2天内超100万元的销量。

帮助林芝青对接大企业的张江跨国企业联合孵化平台同样形成了多种跨国企业参与的孵化模式。张江跨国企业联合孵化平台首席执行官吴家翔将其称为“1+N”，“1”是联合孵化平台，负责打通中国企业、本土科技企业、初创企业的信任通道，“N”是跨国企业以及相关海外机构组成的特色孵化单元。“博世、GE以联合设立孵化平台方式参与，微软设立了微软云暨移动应用孵化器、英特尔设立了机器创新中心，跨国公司与创业企业间‘联姻’，越来越顺理成章。”

在中国工程院院士倪光南看来，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强烈期盼，拓展出了巨大的内需市场空间。“这是极其宝贵的资源，我们一定要用好这个资源，用市场来支撑创新。”我们有理由相信，当市场对科技创新资源的配置发挥决定性作用时，创新动能就会被不断释放出来，从“追随者”到“引领者”，“中国快车”也将不断给世界惊喜。

调研组成员：陈建辉 黄 平 杨阳腾 沈则瑾 佘惠敏 陈 静 杨学聪 董碧娟 沈 慧 本文执笔：陈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