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处在新的发展阶段，新的发展动能从何而来？关键是要让“老经济”焕发新活力：聚焦基础产业，进一步打破行政性垄断；助力优势企业，用好供给侧竞争机制；促进服务业增长，扩大开放；提升实体经济效率，加强与互联网技术融合。同时，也要用好创新前沿的成果，加快转变增长方式，激发创新带来的新动能。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在这一时期，如何激发发展新动能，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目前来看，我国经济新的增长动能，部分来自既有经济部门的效率提升；部分来自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是“新”、在发达国家属于“老”的产业，主要是服务业；还有部分来自创新前沿的成果。现实地看，大多数增长动能还是来自前两部分，或者说源于广义上的“老经济”。
如何使“老经济”释放出新动能，关键是要让“老经济”加上新体制、新机制、新技术、新商业模式。做好这个“加法”，将是下一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内容。从这个角度看，释放新动能，大体上应着眼以下几个领域。
聚焦基础产业
进一步打破行政性垄断
制造业投资的成本一直受到市场关注。在社会生产运营成本结构中，能源、电信、运输、融资等成本占有相当大的比重，这部分成本降不下来，与这些领域不同程度地存在行政性垄断直接相关。比如，在石油天然气行业中，除了“三桶油”，包括地方国有炼油企业在内的其他企业受到诸多限制，民营企业进入更为困难；发电企业竞价上网进展迟缓，输电价格不尽合理；我国有世界上最多的电信用户和最大的电信运营商，电信运营成本理应最低，但资费高的问题依然突出；铁路特别是高铁建设成就举世瞩目，但其运营和服务水平与其他竞争性运输行业相比仍有差距；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由来已久，银行上市公司利润占到全部上市公司利润的一半以上，中国金融业占GDP的比重甚至超过美国等金融业发达国家，表明银行和其他金融行业在市场开放、资源优化配置方面存在的问题不容忽视。
因此，可以在基础产业领域采取一系列实质性的改革举措，如石油天然气行业允许地方炼油企业和其他民营企业进入上下游，通过上海石油交易所打通国内国际原油和成品油市场；在发电、配电环节逐步形成竞争性市场，输电环节也可通过特许权或经营者竞标，在一定程度上引入潜在竞争者；在铁路系统开展网运分离等引入竞争的探索；组建一两个以民营资本为主的基础电信运营商，改进电信市场的竞争结构；在金融市场推动更多鼓励支撑实体经济、提高专业化服务水平的准入和竞争。
基础产业放宽准入，也是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的主战场。“混改”可以在两个层面上理解和展开，一是在国有企业股权结构中引入非国有投资者；二是在国企垄断的行业中引入非国有企业。前者可称之为“企业混改”，后者可称之为“行业混改”。从实际经验看，后者更易操作并取得成效。这类改革在提高行业效率的同时，也将带来可观的投资增量。有效的供给侧改革将扩大有效需求，这就是供给侧改革中供求双方的辩证法。从供给侧改革的近期任务看，基础产业的改革将成为降低全社会生产运营成本的最重要举措。
助力优势企业
用好供给侧竞争机制
近期地区和产业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分化”，在部分企业盈利回升的同时，另外一些企业（在有些行业是多数企业）日子并不好过。这种态势反映了经济接近底部、转入中速增长的一个规律性变化。当需求相对收缩、供给侧竞争加剧，分化就不可避免。那些在转型升级或创新方面率先行动的企业会形成新的竞争优势，反应迟缓或不行动者将“被组合”或被淘汰出局。
转型升级、创新驱动需要一个具有强制力的机制或环境来推动。供给侧竞争加剧就是提供了这样一种机制或环境。在此意义上说，转型升级、创新驱动是被“逼出来”的。供给侧改革中的“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正是供给侧竞争机制起作用后产生的要求。这套机制的有效性，将取决于与优胜劣汰、优化资源配置相适应的筛选准则和市场纪律。
适应供给侧竞争机制面临多方面挑战。例如，所谓“落后产能”，是以技术装备的容量大小，还是以实际市场竞争力状况作为判别尺度？去产能，是人为减少生产时间，还是使无竞争力生产能力特别是僵尸企业退出市场？兼并重组，是让优势企业主导，一加一大于二，还是行政性地“拉郎配”，让好企业背上差企业？如此等等。思路和机制对头，优势企业将加快成长；不对头，则可能使去产能成为旷日持久的拉锯战，甚至拖垮好的企业或行业。
促进服务业增长
进一步扩大开放
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服务业占GDP的比重至少还有20个百分点的上升空间。生产性服务业是增长潜力最大的领域，其中包括研发、金融、物流、信息服务等行业。另一个重要的增长领域是与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相关的行业，如医疗卫生、养老、教育培训、文化娱乐、体育等。
个性化、面对面服务，对不可编码知识依赖性的增加，是下一步服务业发展的显著特点。在生产性服务业等领域，对从业者的知识、技术含量有更高要求；而居民消费结构升级，较多地以公共产品或与公共产品密切相关的方式呈现。尽管生产性服务业也可以表现出相当高的生产率，但服务业生产率总体上要低于制造业。如何使服务业不过多地拉低全社会生产率，是一个重要挑战。因此，适应服务业发展的这些新特点，由工业为主的发展模式向服务业为主的发展模式转变，势在必行。要进一步扩大服务业的开放，以对外开放带动对内开放和改革，打破服务业的行政性垄断和不当限制，吸引社会资本更多进入服务业，推动公共资源、公共产品的市场化配置，形成服务业生产率全面提升的长效机制。
提升实体经济效率
加强与互联网技术融合
互联网技术是近年来最引人注目、超出预期的一个领域。通过加深信息密度、减少或消除信息不对称、线上线下结合优化资源配置等，提升了部分领域的效率，改变了人们的衣食住行方式。可以预见，互联网与流通和消费端的结合只是序幕，与生产领域的深度融合具有更大潜能。
中国在这一领域有市场广大、产业配套条件好等突出优势，已经形成了若干富有活力的区域创新中心，如深圳、北京、杭州等地。在这些地区，中国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得到充分展示，多种创新要素汇集、融合，商业模式创新活跃，技术创新也呈后来居上之势。一批企业已经进入国际竞争前列，可以预见，更多的世界级大企业将会涌现出来。
这个领域也表现出典型的“创造性破坏”特征。在网购快速增长的同时，传统商业减速或衰落；网约车则受到了传统出租车行业的抵制；互联网金融行业鱼龙混杂，在看起来创新活跃的同时，不乏传统欺诈借道互联网技术的案例。
管理者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在顺应互联网融合实体经济大势的前提下，在发展初期给创新者更多的空间，允许他们试错、纠错，同时谨慎处理好“创造性破坏”带来的诸多冲突和矛盾。比如，鼓励传统商业搭互联网快车，实现业态转型；通过培训、拓展渠道等，促进就业结构调整。难度更大的或许是监管者需考虑如何跳出“要么全放、要么全管”的行为惯性，通过监管理念和方式方法的创新，提高对互联网时代经济活动新特点的适应性。
转变增长方式
激发创新带来的增长动能
尽管我国总体上处在追赶阶段，但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不断缩短，在某些领域出现了并驾齐驱甚至局部领先的势头。人工智能、生物技术、新能源及其应用、新材料等领域已经涌现出一批高水平技术成果。当然，这些处在创新前沿的成果短期内尚难以形成大的增长动能，但对我国整体技术进步、更快进入创新前沿意义重大。
我国在创新上的优势主要体现在产业应用和市场推广上，原始创新或源头创新甚少，短板主要在基础研究和大学教育。补上这一短板所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形成有利于自由探索的思想市场、鼓励创造性的学术规范和包容性促进机制。
当增长更多地依赖创新时，所要求的是增长方式整体性、实质性的转变。在以往的高增长时期，运用的知识、技术、管理等基本上是已知的，可在此基础上组合资源，这正是为什么高增长能够实现的重要依据。而当创新日益重要的时候，增长相关的知识、技术和资源组合方式等必须通过反复试错才能获取。增长方式需要对大大增强了的不确定性作出积极且可持续的反应，增加或强化部分体制机制性元素。比如，认可并保护知识向资本的转化，更加尊重知识产权；延长、稳定科学家、企业家的预期，使之与创新周期相适应；政府对科技和产业未来发展的观点更具方向性、建议性和可调性，把实际选择权交给市场和市场的直接参与者；确保创新要素的市场开放和可流动性，实行与时俱进的市场监管理念和政策；加强创新所需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供给，公平地向全社会开放或提供。
（作者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