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陈果静

发展农村金融是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有力支撑，目前，发展农村金融存在哪些“短板”，接下来该如何着力？《经济日报》记者日前采访了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董希淼。

“要进一步开展农村‘两权’抵押贷款试点。”董希淼表示，目前中国农村估算可流转的土地价值约100万亿元，进一步开展农村“两权”抵押贷款试点能盘活沉睡的土地资产，为农村地区的贷款提供有效的支持。

然而，目前我国农村“两权”抵押贷款试点尚处于探索阶段，与之配套的服务较为滞后。董希淼分析，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两权”抵押物难以合理估值，目前我国尚未建立成熟的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平台，“两权”抵押物估值不确定性较高；二是农村土地经营权违约处置缺乏明确规定，抵押的土地经营权缺乏政策及法律层面支持，难以变现。

从金融机构角度来看，一是其现有的业务模式和产品体系难以匹配“两权”抵押贷款客户的需要，比如绩效评价、资源配置、信贷授权等方面；二是“两权”抵押贷款在现实操作中存在较多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特别是资产变现方面，金融机构缺乏有效的风险防控手段和工具。

与此同时，农村金融基础设施建设薄弱，尤其是农村信用体系中还存在不少不足和问题，董希淼认为，这也阻碍了农村金融的发展。具体来看，一是信息采集困难，农民缺乏金融知识，多数通过私下民间借贷进行资金的筹措；二是信用意识淡薄，征信体系建设基础不足；三是金融机构的信贷门槛相对较高，多数农民被排除在信用体系之外。

“加大金融对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支持，需要完善农村金融的‘顶层设计’。”董希淼认为，这涉及一系列的安排，包括建立农村金融评价指标，对积极开展农村金融服务给予一定的税收优惠；建立政府主导的小微信贷担保体系，改善农村金融风险补偿环境；完善农村金融基础设施和基础制度，构建农村征信体系，提升农村信用基础水平等。

董希淼还建议，尽快为农村金融立法，以法律来规范和保障农村金融。“农村金融发展对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全面推进具有重要作用，但目前尚无统一的农村金融法律，因此，推动农村金融立法具有紧迫性。”董希淼强调，下一步，应通过农村金融立法，构筑合理的农村金融组织法律制度，明确并加大政府支持农村金融的方式与途径，加快农村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加大农村金融制度创新和业务创新，规范农村金融市场经营行为，推动政策性金融、合作性金融和商业性金融等多元主体共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