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廉 丹

香港回归祖国20周年前夕，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梁振英在官邸接受了中央媒体的集体采访。他表示，本届特区政府过去5年中，在土地、房屋、扶贫、安老等方面付出了很大努力并取得了成效，他对香港未来经济、社会发展非常乐观，充满信心。

记者：如何评价回归20年来，特别是近5年“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如何看待近年来香港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如何确保“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不走样不变形？

梁振英：“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是成功的，在历史进程中出现新情况、新问题我觉得也是正常的。要确保“一国两制”不走样、不变形，主要是要严格按照《基本法》落实“一国两制”。这就涉及全社会不同阶层、不同界别的香港市民，当然也包括我们的政党、各类公职人员不仅要全面、完整认识《基本法》这部宪制性法律的条文，也要理解当年（1990年）我们通过《基本法》各条文背后的初衷、原意。

记者：“一国两制”从科学构想到在香港成功实践，您觉得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回归20年来，香港“变”了什么，“不变”的又是什么？怎么理解和看待香港与中央的关系以及香港和内地的关系？

梁振英：香港能成功落实“一国两制”的原因，一是“一国两制”构想本身是科学、务实的。同时，在落实“一国两制”过程中，中央对香港各个方面都倾注了大量心血，把这个有高度创造性、科学性的共识，通过《基本法》条文落实下来。中央与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关系，也已经体现在《基本法》条文中，香港的高度自治由基本法的法律条文具体规范，并不是任何形式或任何程度的自治。

回归20年来，香港“不变”的是“一国两制”和《基本法》的实施。“变”的是香港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在国家高速发展中，香港的功能和作用也不断发生变化，我们自己也应主动调整，使得香港能够不断为国家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目前，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共同发展，对此我们需要一个明确的规划。香港作为我们国家国际化程度很高的城市，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也可以发挥独特的作用。这些都是“变”的地方。我经常说，香港可以发挥“一国”之利、“两制”之便，有“一国两制”的双重优势。过去，我们是“超级联系人”，在贸易、资金流通方面我们可以联系好国内和国外。最近几年，我们做了新的尝试，发现并证明在创新科技方面香港也可以利用“一国”之利和“两制”之便，联系国外和国内，做到“国家所需、香港所长”。

同时，香港在谋划未来发展的时候，也必须考虑到“国家所需、香港所长”。国家所“需”，在不同时期不一样；香港所“长”在不同时期也不一样，这是“变”的部分。香港很小，但香港的“长”在于，我们自身有的优势可以贡献给国家，我们没有的可以尝试到外面去找。以创新科技为例，过去5年中，我们在外面交了很多朋友，也吸引了很多世界顶尖的科研机构、创新机构来港落户。这些机构来香港，其实是看到我们整个国家的实力，将来可以和我们国家合作。香港有“两制”之便，国际化程度高，有普通话、粤语、英语“两文三语”的语言环境。所以我们要不断调整香港在“一国两制”下的功能，以在国家不断发展的不同时期贡献我们的力量。

记者：如何总结过去5年的施政，您认为本届特区政府最大的成绩是什么？

梁振英：我在上任之前就提出4个施政重点，是香港面对的老大难问题，也是市民最关心的问题，包括房屋、贫穷、老年社会、环保等。5年来，应该说这4个方面都有了些进展。香港房价高、租金贵，最大的原因是供应跟不上。所以过去5年我们花了很大力气，通过规划城市土地用途来推出土地供应市场，建公房以增加房屋供应。在香港几乎所有房子都是高层甚至超高层，所以建筑周期比较长，建筑前要修改规划用途的时间也比较长，但5年前的努力现在已经开始产生新的供应。根据数据，未来3到4年，陆续落成的新房总量是9.6万套，比起5年前供应增加了大概50%。这样比较大的增加，是特区政府同事们共同努力的成果。

对于老年问题和贫穷问题，我们加大力度支持和支援香港老人和贫穷人口。我们破天荒地设立了一条官方的贫穷线，并用这条贫穷线去衡量特区政府扶贫的工作成效，这是没有先例的。特区政府今年在社会福利方面的开支比起5年前增加了约71%，这也是比较可观的增幅。

环保方面，香港的海港水质有所改善，在中环海边我们刚设置了钓鱼区，这充分说明水的质量比过去有所改善。空气质量也比过去有所提升，直接的体现就是蓝天天数比过去增加了。

记者：香港未来最大的机遇是什么？您对香港的未来又有怎样的期许与展望？

梁振英：我对香港未来的社会、经济发展是非常乐观的。过去30多年，如果把内地的改革开放比作是香港发展的一只翅膀的话，香港现在又插上了另外一只翅膀——就是粤港澳大湾区。香港是一个高度国际化的城市，金融服务、贸易服务和专业服务等都是香港的强项，香港和整个大湾区发展互补性强，可以和内地配合得非常好。例如，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决定在香港成立学院以外第一个创新中心。他们之所以选择香港，是由于香港是国家的一部分，同时香港实施与内地不同的制度。他们说得很形象，“在香港做创新是从0到1；然后再从1到100，因为深圳是全世界做模型最快的地方；接下来是从100到100万，就是批量生产，可以在‘珠三角’其他地方实现”。当时，香港还没有怎么注意到大湾区的规划，现在回想起来，用麻省理工学院的这个说法，香港确实与大湾区的其他城市互补性非常好。所以说香港长了大湾区这只新的翅膀。香港尤其是香港的青年人，在未来三四十年里，通过与大湾区内其他城市的合作，可以获得很多事业发展的动力。

对香港来说，未来另外一个重要契机就是“一带一路”建设。“一带一路”是受到国际社会支持的重大倡议，香港是我们国家重要的国际化城市，我们可以和内地的企业“并船出海”，我们也可以吸引海外企业通过香港到内地去。所以，香港把握好这两个重大机遇，香港未来的社会发展和经济发展应该是非常乐观的。

记者：请问在“一带一路”建设中，香港如何更好发挥自身的优势和作用？香港在“一带一路”建设和粤港澳大湾区发展中如何定位，这些将如何真正改善和改变香港居民的生活，给他们带来好处？

梁振英：香港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各领域的经贸关系已经有良好的基础。比如在巴基斯坦，有香港公司供应中巴通道建设生产沥青所需要的设备。巴基斯坦等沿线国家可能对香港大部分市民来说是比较陌生的，但我们在这些国家已有业务关系，而且发展势头不错。我们专门制作了一个小册子，列举香港的企业已经在哪些沿线国家做了什么，以及下一步希望能在哪些方面扩大和深化与沿线国家的关系。

香港与内地企业一起“走出去”互补性很强。比如内地企业在西欧进行机场、码头、公路、铁路等基础设施建设，不仅国际竞争力强，性价比也很高。而香港企业在这些设施的运营管理方面能力相对来说比较好，不仅在内地得到认可，在国际社会也得到广泛认可。设施联通是“一带一路”建设“五通”中的重要方面，香港在这方面就可以发挥自身优势，和内地的基础设施建设企业“并船出海”。

另一方面是大家比较少谈及的，就是在民心相通方面香港也大有可为。香港有大量的民间团体和非政府组织，长期以来他们和其他国家包括“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有着很好的交往。这些民间团体，不管是青少年团体、公益团体还是宗教团体等，我觉得都可以鼓励他们走出去，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交朋友。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未来一年多将迎来一个很重要的进展，港珠澳大桥预计今年底将全线通车。明年年底即将通车的广深港高铁香港段，将把香港和整个国家的高铁网连接起来。从香港新界的东部，我们现在正在修一条公路，建设香港和深圳的第七个陆路口岸。总之，这一带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非常多，而且有相当一批在未来一年多会相继落成。整个粤港澳大湾区有6600多万人口，是我们国家很重要的城市群，而且从经济结构来看，湾区城市的互补性很强。这11个城市间要做好规划，不仅是设施建设、土地利用等方面的规划，还包括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划，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课题。

大湾区为香港未来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很大空间。现在到大湾区工作、定居的香港居民已越来越多。我大概一个多月前率团到大湾区的西部城市考察了3天。回来后我们大家都有很一致的看法——大湾区现在的发展，不仅基础建设做得好，交通秩序、市政卫生等社会管理方面都有非常明显的提升，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所以，不管是生活方面，还是投资经营方面，粤港澳大湾区对香港的吸引力都很大。